乍暖乍寒总关情——论余华小说人物造型的主体性

乍暖乍寒总关情——

论余华小说人物造型的主体性

【摘要】文章意在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发掘余华的创作意图和哲学理念以及作家身上无法排遣的矛盾和情结，从而深入地解读其作品的精神内涵。余华很“善变”，而且变化幅度很大，几乎是泾渭分明，其人物的塑造也随着他总体风格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他善变背后也有着永恒的品质，那就是他对世界特立独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关键词】余华先锋死亡零度叙事

自1995年发表了《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就再也没有出过一部能够超越该作的小说，但是近十年的空白却没有使人们遗忘他，时至今日，评论界关于余华及其作品的汗牛充栋的论述依然见诸各类媒体之上，人们也越来越期待着他的下一部小说的问世，甚至将中国人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奖杯“预授”给了他和他那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的超越之作。从前期的先锋精神到后期的传统回归，人们始终在议论纷纷，顶礼膜拜和嗤之以鼻的人都有，众说纷纭的局面正说明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回顾余华的十几年所写的小说，就人物和作者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低感情介入文本，如早期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这类“零度叙事”之作，以及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在这类小说中，作者基本不将情感直接投入人物身上，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讲述他们的悲惨遭遇和荒谬处境，但这样的姿态并不能完全掩饰作者强烈的情感，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方式诚如余华自己所言：“我以为一个作家要保持两种激情，一个是冷酷，你必须把人物放在某一个位置，虽然你于心不忍。有时候我很难受，但作品要求我这样做。另一个是作家要对人物充满了感情，你要爱你笔下所有的人，特别是主人公，你必须深深地爱着他，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1]

作者是想在这里说明他的冷酷背后还包含着情感，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深入剖析便可能了解作家所说的“激动人心”到底指什么。

第二类小说是自传与纪实的混合体，如最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后来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作者将再现与表现融合期间，它们类似新写实小说，又掺入了大量作者的独特感觉与生存体验，作家的经历与主人公命运在本文中相互

指涉，这类人物是作者主体精神的投射，而理解了这些人物也就为我们理解作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以上两点考察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就有可能从作者的创作心态及其衍变的角度考察余华那极端的文风和同样极端的转变背后的精神实质。

声名显赫的余华却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算不上丰富，甚至还有许多雷同，读者往往能在一个人物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物的影子，如《一九八六年》和《河边的错误》中的两个疯子，又比如许三观和徐福贵，为了方便以下的论述，现将其主要人物分为三类展开分析。

一、行尸走肉——冷漠背后的绝望呼喊

1987、1988两年里，余华陆续发表了《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颇具冲击力和颠覆性的小说，他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人物造型、个人感觉及所开拓出来的与传统不同的艺术世界让他成为一位再也无法令人忽视的作家。他与同时代许多理念、风格不尽相同甚至相左的人一起被并称为“先锋派”，曾有人用“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这句话来形容这一时期的作者。这种独特的风格突出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塑造上，当时他笔下的人物都跟暴力、血腥和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他自己的统计，仅1986年一年间就有多达36个人死在了他杀气腾腾的文本世界里。与之相适应的，余华还从他们身上抽空抽去了常人的理智和情感，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因为当时的余华相信“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于是，他们都成了完全由欲望控制的行尸走肉，他们的麻木和弱智令他们义无反顾地做着不可思议和自取灭亡的事情，其中最极端的场景出现在那部被视为先锋小说“标本”的《现实一种》中，山岗用他发明的“笑刑”惨绝人寰地虐杀了他的亲弟弟山峰，令人战栗不已。

谈论余华初期的作品离不开“暴力”二字，在正常人眼中，那是毫无理由的暴力，恐惧且令人作呕，但是当时的余华及其笔下的行尸走肉们却并不这么看，他们对这样的暴力有着一种别样的亲切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对其所能达到的效果也颇为满意。

从发起暴力的原因和实施暴力的过程看，麻木和弱智并非这些行尸走肉的全部属性，相反他们也有着极度敏感和绝对理性的一面。除了皮皮对堂弟的虐待，《现实一种》中所描述的施暴行为其实都是有着理性的理由的，山峰的妻子借公安机关之手杀死山岗是为了替夫报仇，山岗虐杀山峰、山峰踢死皮皮都是为了替子报仇，既有逻辑基础也符合某种传统道德。皮皮失手杀死堂弟的现实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困境，面对着命运的捉弄，他们脑中只有一个欲念——复仇，这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并非毫无理智，他们清楚地知道两败俱伤的结局，却毅然地迎接它的到来，山峰在踢死皮皮以后主动找上了山岗：“……这时山峰出现在门口，山峰说：‘不用找了。’他手里拿着两把菜刀。他对山岗说：‘现在轮到我们了。’说着将一把菜刀递了过去。……”[2]

然而兄弟俩对亲骨肉的爱却并不纯洁，如山岗经常体罚妻儿，他视母子俩为他的财产，不顾一切的复仇欲念是由于贵重财产的损失而产生的。与山岗不同的是，他的妻子对儿子的感情倒完全是血亲之爱（这跟余华早期敌视父亲的情绪有关，后文会有论述），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对复仇都有着强烈的渴望：“……妻子朝他的脸看了很久，接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她将菜刀送回山峰手中。‘你听着。’她对他说：‘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诚然，余华给他们安排的命运实在有些极端，但暂时撇开这个不谈，面对命运给予的苦难，人只有两个选择——忍耐和抗争，当人们面对至爱亲人的惨死而凶手就近在眼前并且要与你朝夕相对的时候，宽容不见得会比复仇更具有人性。

在《世事如烟》中的司机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不同的是，这次悲剧起源于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的刻意行为，而非随机事件，那一幕出现在灰衣女人儿子的婚礼上：“２拿出了一叠钱，对司机说：这四百元买你此刻身上的短裤。……司机听到了一阵狂风在呼啸，他在呼啸声里坐了很久，然后才站起来离开座位朝厨房走去。”[3]

谁都以为囊中羞涩的司机是去脱裤子的，没想到他是去自杀的。当2意识到这一切以后落荒而逃，却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已化为厉鬼的司机：“……这时他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像一颗颗小石子节奏分明地掉入某一口深井，显得阴森空洞，同时中间还有一段“咝”的声响。他知道是司机在追出来了……”

这种“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的复仇心态与自我牺精神堪与鲁迅笔下的眉间尺媲美，同时也体现了少年作家对现实的强烈不认同性，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4]

而这种不认同性实在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才存在的，而是缘自作家的精神需求，“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在《活着》的前言里，余华声明过自己写作理念——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虽然这可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原则。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纯属无病呻吟，但愤怒和冷漠之所以出现在他的文本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后来温情和忍受的出现，一样是他发自内心的需要。

我们不会仅满足于那些诸如风格引进、形式试验和美学要求之类的解释，因为这无法解释那冷酷背后明显的敌意，这也是当时余华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区别所在。一个作家一定是先有了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理解，他才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方式的。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新的精神和内心。余华用冷漠的叙述描写着死亡，这跟他那讳莫如深的童年经历有关。虽然，对一个复杂的人妄下定义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为了说明接下来的问题，笔者还是要做一些自以为是的推断。读者应该不难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和《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中感受到作家年青时那敏感和脆弱的气质，这种特质给了他发现生活背后非理性因素的能力，也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异类”而遭到长辈或伙伴的“特殊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