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

1．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

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

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后华盛顿共识”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认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存在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种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均认可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3．北京共识

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它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都还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就经济增长做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发表了桥苏亚•库伯•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的、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们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践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

“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

其中有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思考题：

1．分别指出“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