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

该票（2-1）t 西周·毛公鼎80分右第二行第一字是“门加干”，在毛公鼎拓片中是很清晰的一个完整字体，可出现在邮票上的“门”字旁少了一半，只有半个门字偏旁。汉字发明于我国，中国的古老的篆书也称为金文字体，很少人能读懂，但代表着国家名片的邮票出现这样的错，实在是令人遗憾。最近在邮票、钱币设计中有出现错的现象，这说明设计、编辑、审稿上存在的问题。建议国家邮政局的邮票设计人员创作的邮品计划作品，可在设计后发行前把画稿通过在报上刊登，让广大群众知情并提意见，以免国家造成不必要的严重经济损失。

毛公鼎

西周晚期器物。道光末年出于陕西省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厂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完整的册命。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的重器。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毛公鼎

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金文的经典名作。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高 53.8

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庄稳重。颈部饰重环纹及弦纹各一道，简朴庄毛公鼎严。腹内铸有铭文 32行、499 字，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

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毛公鼎》拓片

《毛公鼎》拓片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清代著名收藏鉴赏家、一代金石大师陈介祺（1813－1884）是山东潍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他的父亲陈官俊，清朝道光年间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而且是道光皇帝的老师。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陈介祺自幼聪慧好学，道光十五年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 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他酷爱金石文字的收集与考证，常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介祺对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

毛公鼎是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完好无损的稀世珍品，系西周宣王的叔父毛公所铸造，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也是金文的经典

名作。毛公鼎鼎内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统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

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续藏了20年。到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而金石大师陈介祺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辰180周年时正式开放，陈介祺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西元前８２７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