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建安文学及其繁荣和发展的原因

简论建安文学及其繁荣和发展的原因

董迎春

沙市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本文论述了建安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就其繁荣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经济发展、文学发展等是基本原因。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建安文学繁荣发展主要原因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被曹操迎到许昌后建立的一个年号。建安时期即公元196到公元220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执掌着东汉政权。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建安文学即指建安时期到魏初一段时期的文学，主要是指北方的魏国的文学。

建安文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建安文坛作家大量涌现，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菜琰是其代表作家。二是诗歌、散文、辞赋以及文论等多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而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继《诗经》以后，四言诗再次放出光彩；紧接着{古诗十九首}，五言诗开始兴盛并获得我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第一个伟大丰收。五言诗是建安作家普遍运用的诗体，它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也正式出现，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七言诗。汉代的乐府诗主要是叙事，建安诗人学习创作的乐府诗则已从叙事向写景抒情方向发展了。曹操的诗全是乐府歌辞。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以乐俯古题写时事的做法对后代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俯和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有很大的启示。曹操二子和邺中七子也都用乐府旧曲改作新辞，写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乐府诗，很是出色。曹操，鲁迅谓作“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散文只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他的“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辞赋是汉代最发达的文学形式。然汉赋多鸿篇巨制，内容习于为文造情，形式行文俗套，辞多碓砌，千篇一律。建安作家改造了汉赋，多作抒情小赋，为情造文，各有个性和风格。王粲的《登楼赋》是其代表作品。建安文学树立了开展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我国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论。他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总之，建安文学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能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一页。

建安文学为什么如此繁荣和发展呢？前人对此，亦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又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文学内容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新的社会内容。东汉王朝经过黄巾大起义后已名存实亡，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的混战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建安诗人大都经历过汉末长期乱离，对现实生活有切实感受。如曹操本人即为乱世英雄，其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其“薤露行”、“蒿里行”被明代文学家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植则“生乎乱，长乎乱”,长期随父转战。他的《送应氏》、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禹的《驾出北郭行》、菜琰的《悲愤诗》等，或写征战之苦，或述社会之乱，`或记难民之流难，或诉孤儿之苦楚，或叙个人之遭遇，从不同侧面，给我们描绘了自董卓之乱到赤壁之战19年大混乱所致乱世之情。他们以悲愤的笔触，描绘过洛阳都诚“斩截无孑遗，”中原大地“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长城脚下“死人骇骨相撑拄”。******蔡琰《悲愤诗》悲愤交加地叙述了她被掠入胡到归汉的痛苦经历，重现了战乱的惨状。建安作家不仅是乱世的悲歌者，而且是国家统一的热烈追求者。他们慷慨歌唱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直抒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和英雄气概，充满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如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老骥自比，吐露了自己老当益壮的斗志。曹植的《白马篇》：“父母且不顾，何言妻与子。******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描写了一位聱鏊战疆场的青年战士的形象及其高尚的精神境界。也是作者豪放的胸臆。王粲、陈琳、刘桢等人的作品也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给文学提供了新内容，同时也促使文学新形式的产生。建安文学五言诗的成熟运用，七言诗的定型，抒情小赋的发展，文学批评专论的出现等都给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光彩。

文学的发展往往受到其他社会意识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政治思想的影响。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时，为了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废黜百家，独尊儒家”局面打破了，名、法、兵、纵横家等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这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爱好文学和对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文人的重视和延揽对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这里不妨引用前人的著述来加以说明：“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啷；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七子除孔融外都和曹氏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经济是文学发展的最后的决定性的因素。文学的高度发展往往有其社会经济根源，或者是作为经济繁荣的结果，即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或者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为经济繁荣发出的呼声。汉末由于军阀混战，繁荣的中原变得一片凄惨。“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的曹操，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强兼并，禁止豪民转嫁租赋于农民，广兴屯田，用军事组织把广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广罗“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发展了生产，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安定，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建安文学由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由人及物，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看到了文学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价值。他还分析了诗赋奏书铭诔等文体的特点，评价了建安诸子。曹植、王粲、徐干、应扬等的书记论文中也都夹杂着不少关于文学问题的卓见。这种文学批评对提高作家地位、扫除文人相轻的恶劣风气、促进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学的发展还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其自身的继承和发展的规律，这既表现在内容上又表现在形式上。建安文学亦是如此。建安作家继承了周代《诗经》和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和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时代的动乱社会现实，既富于忧国之思又有着济世的宏愿，慷慨悲凉、语言刚劲、形成了俊爽刚健的风格，后世誉为“建安风骨”，对中国文学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曹操继承了《诗经》四言诗的形式，其他作家普遍采用《古诗十九首》趋于成熟的五言诗形式，使五言诗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汉代的大赋，以铺陈排比的手法、堆砌辞藻、富丽堂皇，多以帝王贵族的宫苑、巡游、声色等豪华生活为题材，为统治者服务。“或以抒下情而通讽渝”，然其效果甚微，扬雄尝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故东汉后开始出现抒情小赋。建安作家多用此体，使赋也得到运用。总之，建安文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后世对它的称颂是高而不为过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