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明李东阳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

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1]但选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又为历代论诗家所喜用。

所以考察选本发展的历史，对于把握历代诗学思想的演进，关系甚大。

历代的宋诗选本，对于宋诗的态度，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站在尊唐的立场上，认为宋诗也有似唐诗者。

选者或在宋诗尚处弱势地位时，借唐诗之尸，以还宋诗之魂，如元方回之编《瀛奎律髓》；或当唐宋诗之争激烈之时，通过编选宋诗而行贬抑宋诗、巩固唐诗地位之实。

总之，在不同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双方都可利用的策略。

宋诗固然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此而选宋诗，则其真面目自然难以尽显。

二、认为宋诗既有对唐诗的继承，更有对唐诗的发展，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异，如清吴之振等所选之《宋诗钞》。

这在宋诗的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唯其如此，宋诗方有可能取得与唐诗分庭抗礼之资格。

三、在充分肯定宋诗价值的同时，以唐诗矫宋诗之失，并进而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整体的审美范畴，力图兼融唐宋，自立一家，如晚清之宋诗派。

如此，才算对宋诗的利弊与真精神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辩证的认识。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往往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一种思潮被击败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但从总体上
看，宋诗的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最终得到了确立。

至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之论出，唐宋诗之争始随之暂时告一段落。

而对于宋诗的认识，即使当前仍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

本文拟通过对历代主要宋诗选本的发展的探讨，来看诗坛上聚讼纷纷达数百年之久的唐宋诗之争。

有的选本，所收非止宋诗，但因其对宋诗的流传，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故理应也列入讨论的范围。

对于诗学思想不甚显明或影响一般的选本，则相应地在叙述上从略。

宋人自编的宋诗总集，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言之已详，将其分为唱和诗总集、书商刻印的总集和按内容分类的总集三类。

其中唱和诗总集包括《翰林酬唱集》、《禁林宴会集》、《商於唱和集》、《二李唱和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同文馆唱和诗》、《南岳倡酬集》、《月泉吟社诗》等；书商刻印的总集包括《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等；按内容分类的总集包括《声画集》、《古今岁时杂咏》等。

[3]其实，除以上所列，尚可举出数种，如《九僧诗》、吕祖谦《宋文鉴》、曾慥《宋百家诗选》及《江西诗派》、《两宋名贤小集》等。

[4]另有传说为刘克庄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而首开唐宋诗之争的，可能要属南宋吕本中所编之《江西诗社宗派图》。

其图以黄庭坚为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

其序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扬抑反复，尽兼旧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裁或异，要皆所传者一。

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

自此以后，学诗者群趋于江西之一途，而南宋前期诗坛遂为其笼罩。

进而引发出张戒、严羽等人对“宋调”的反思与批判，拉开了数百年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元代编纂的宋诗总集，著名者有《谷音》和《瀛奎律髓》。

另有陈世隆编《宋诗拾遗》二十三卷，其国内唯一传世的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书前有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的题识，云：“厉樊榭撰《宋诗纪事》，亦未见是书，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

”可见其珍贵。

而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一本唐、宋五七言律诗总集，其选诗目的在于重振江西诗派之旗鼓，并与专工唐律之永嘉诗派争胜，故提出“一祖三宗”之说，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卷二十六）。

杜甫的诗歌，既是盛唐诗风的代表，又有下开宋调者，方回将江西诗派上拟盛唐，虽有偷梁换柱之嫌，但其看到了江西诗派与杜甫诗歌的某种联系，亦为卓识。

宋诗之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其与唐诗之“似”还是与唐诗之“异”上，宋诗到底能不能与唐诗分庭抗礼，什么才是宋诗的精华，这些问题成了之后明清诗坛数百年来
聚讼纷纷的焦点。

在公安、竟陵出现之前，整个明代的诗坛可以说是笼罩在一种宗唐的诗风中的。

表现在选本上，明初高棅继元杨士弘《唐音》之后，成《唐诗品汇》一书，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而“盛唐”正宗之声价，遂以论定。

其后，前后七子又有“诗必盛唐”之说，李攀龙选历代诗而成《诗删》一书，唐后直接明代，宋、元诗竟一字不选。

故《四库》提要评之云：“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

……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

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

论其流弊，诚亦多端。

然巨制鸿篇，实不胜收，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明代的宋诗选本，传世的仅有数种。

最重要的是成书于隆庆元年（1567）、由顺阳李蓘（于田）编著的《宋艺圃集》二十二卷。

《四库》提要称其“殚十三年之功，汇采成编，网罗颇富，宋人之本无专集行世，与虽有专集而已佚者，往往赖此编以传。

”其序言开篇即云：“世恒言宋无诗，谈何易哉。

”李蓘将宋诗分为三个阶段，将建隆、乾德之间的诗风概括为“尚祖五季，五季固唐余也”，而称“光、宁以还，国步浸衰，文情随易，学士大夫递祖清逸，无称雄概”，他最推崇的是“天圣、明道而下”宋诗之“大变”：
盖于时世际熙昌，人文迅发，人主之求日殷，聚奎之兆斯应。

故欧苏曾王之流，黄陈梅张之侣，皆以旷绝不世之才，厉卓荦俊拔之志。

博综故典，旁测幽微，海内顒顒，咸所倾仰。

启西江宗派之名，创绌唐进杜之说，竭思愦神，日历穷险。

当其兴情所寄，所征事有不必解；意趣所极，则古贤所不必法。

辟之旧家公子，厌张其先人堂构，至于甲第飞云，雕镂彩绘，远而望之，绚烂夺目，负其意气，遽大掩前人矣。

对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序言结尾云：“夫诗者，人之声也，乐之章也，发于情不溺于情，范于礼不著于礼者也。

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其遗议于后也奚怪哉。

故沧浪之讥评，紫阳之论说，皆所谓致喻于眉睫者也。

考其大都不俱可观哉？！”。

盖其书成于李攀龙《诗删》之后，当时诗坛受前后七子影响，尊唐而讳言宋诗，李蓘独拔时流，编成此书，殊为不易，故王士禛《香祖笔记》赞“其学识有过人者”[5]。

另有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总五百零六卷，其中宋诗一百零七卷。

《四库》提要评其：“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于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

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

”明潘是仁（讱痷）编《宋元诗》二百八卷，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

袁中道《宋元诗序》云：“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

为
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

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

”[6]大概就是指的这本书。

又此前王世贞之序慎蒙（子正）《宋诗选》云：“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

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指欧、梅、苏、黄）而已。

此语于格之外也。

……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

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

”[7]《宋诗选》今已不传，但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此书也是为宗唐派服务的。

另有王萱编选的《宋绝句选》。

由明入清的归庄曾选有《唐宋明诗》，但该书仅有稿本传世，其影响也很有限。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所存之宋诗选本仅此而已，宋诗在明朝之地位可想而知。

有清一代，宋诗重新受到了诗界的重视。

宋诗选本的出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康熙、乾嘉与晚清。

康熙年间，伴随着吴之振《宋诗钞》与王士禛《古诗选》的出现，宗唐祧宋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大都持折衷之论，固因唐诗在此时仍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而至大兴翁方纲之“肌理说”出，宋诗在诗坛之地位已牢固不可动摇。

晚清诗坛，主要是桐城派与宋诗派、同光体的天下，宋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诗选本的世界中，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康熙十年（1671）《宋诗钞》的刊印，是清初诗坛的一件大事。

其后
之提倡宋诗者，很少能再越出其樊篱，可见此书在文学史上意义之深远。

吴之振《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真可谓对于宋诗之最高评价。

而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

……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今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祢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非类也。

……故臭腐神奇，从乎所化。

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

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在维护唐诗的同时，对于明季以来盛行之伪唐诗，扫荡不遗余力。

而从变化着眼，揄扬宋诗，确是道出了宋诗的真精神。

《序》中又谓：“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

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

’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

”则其自信能度越前人，已溢于言表。

然而尊唐派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康熙十七年（1678）延陵吴绮（园次）编选《宋金元诗永》，其《凡例》云：“是选人维两宋时逮金元，而其诗之品骨气味、规圆矩方，要不与李唐丰格致有天壤之别。

惟读者以读三唐诗手眼读宋金元诗，而仍不失宋金元诗，则可知选者之选宋金元诗，犹选三唐也。

”《四库》提要评其：“颇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与元人缛媚之失。

然一朝之诗，各有体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

……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

”王士禛《古诗选》五言古以汉魏六朝为主，于唐仅录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
元五人，于宋以后一字未提；七言则略采宋金元诗。

以王之位尊名高，此书可作当时诗坛正统思想的代表，对以后翁方纲、姚鼐等人的选诗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潘问奇（雪帆）、祖应世（梦岩）合选的《宋诗啜醨集》四卷，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称“宗旨似在矫《宋诗钞》之流弊。

二人选此集，正以明宋诗不如唐诗，欲使人不震于吕、吴之巨编而目夺情移也。

观书名即征命意。

”该书虽于宋诗有一定程度之维护，如潘《序》云：“宋固犹夫唐也。

唐之人各有其性情，即不得谓宋之人尽无与于性情也。

唐之人之诗有系于兴观群怨，即不得谓宋之人之诗尽无与于兴观群怨也。

”但也有甚为严厉之批判，如祖《序》谓“今竟尚宋诗，行将揭八州而朝同列，后来更霸，争主夏盟，必有凌压之者。

”对于明七子的“瞎盛唐诗”，书中也攻击不遗余力。

总之，编选者采取一种两面开弓的策略，“一以狥黜宋之心，一以息袭唐之喙”（《凡例》），总体上仍是站在唐诗立场上对宋诗作出的评判。

而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印的锡山顾贞观（梁汾）所选《宋诗删》，“上追《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教”，“宽于正变而严于雅俗”（张纯修《序》）；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豫章等奉敕所编之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其中宋诗七十八卷，虽《序》有“盖时运推移，质文屡变，其言之所发虽殊而心之所存无异，则诗之为道，安可谓古今人不相及哉？观于宋金元明之诗而其义尤著”云云，似亦均未睹宋诗之真面目。

康熙五十一年（1712）吴郡王史鉴（子任）所编之《宋诗类选》，是一本宋诗的近体分类选本。

其《序》云：“宋人三百年之诗，更变递
兴，称极盛矣。

自献吉谓唐后无诗，嘉隆以来，纷然附会。

然李川父已斥为轻狂，钱牧翁又诋为耳食，则宋人一代之诗，诚足以继三唐而衣被词人者也。

”其《例言》云：
选唐诗者不下数十家，宋诗选本传者甚寡。

吕东莱《文鉴》所录无几，曾端伯《皇宋诗选》宋人病其任一己之见（语见周辉《清波杂志》），今已不传。

李子由《宋艺圃集》，曹能始《十二代诗选》，潘讱庵《宋元诗集》，吴园次《宋金元诗永》，皆去取未精。

近日吕晚村《宋诗钞》登载甚广，大有功于宋集，惜止于百家，刻犹未竟。

兹为补其漏略，汇其精英，都为一编。

可见其张扬宋诗的立场。

然此书影响亦并不甚广，则因其仍未探得宋诗之堂奥。

又康熙五十六年（1717）原刻、由东海陈紆（言扬）所编的《宋十五家诗》，以“选诗有分体者如史家之纪传，有分集者如史家之长编，最下乃有分类”（《发凡》），入选宋十五名家诗，来纠正当时诗坛学宋者的弊病。

其《叙》云：
诗道之由来久矣。

昔敝于举世皆唐，而今敝于举世皆宋。

举世皆唐犹不失辞华声调、堂皇绚烂之观，至举世皆宋，而空疏率易、不复知规矩绳墨与陶铸洗伐为何等事。

嗟乎，此学宋诗者之过也。

然而这却是一本于宋诗实有所得之书，与《宋诗啜醨集》在立意上有
很大不同。

他以为学习宋诗的最终目的，在于“不但得宋诗之所以至，而且可以自为至，将唐亦可，宋亦可，即独辟蚕丛、别开境界以与唐宋相鼎足，亦乌乎而不可，而奚至承流踵失如世俗云云哉？！”则已隐隐逗引出晚清宋诗派之议论。

书中于各家之评语亦时有解颐之处。

另如陈焯所编之《宋元诗会》一百卷，《四库》提要称其“以视吴之振、顾嗣立两家，虽浩博不及之，而梗概亦已略具矣。

”禹航周之鳞(雪苍)、仁和柴升（锦川）同选之《宋四名家诗》，录苏、黄、范、陆四家之诗，《四库》提要称其“较吴之振《宋诗钞》所录较多，而去取未能悉当也。

”其主要价值都在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而康熙、雍正间钱塘陆次云所选的《宋诗善鸣集》二卷，雍正五年（1725）华亭姚廷谦（平山）所编的《唐宋八家诗》，因其于宋诗并未能提出什么新鲜、独到的见解，自然都成了文学史上不为人所注目的匆匆过客。

纵观康熙、雍正年间宋诗选本的发展，《宋诗钞》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然其后却绝少嗣其响者。

但宋诗已逐渐占得了诗坛的一席之地，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整个诗坛仍是以尊唐诗为主，宋诗相对处于从属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的《古诗选》作为选本的正宗，对后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或者可以说，《宋诗钞》与《古诗选》代表了两种对宋诗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到晚清宋诗派时，这两种思想竟有了奇妙的交融。

乾、嘉诗坛，唐宋诗之争呈胶着状态，而宋诗已渐有反超之势。

嘉善曹庭栋所编的《宋百家诗存》四十卷，刊刻于乾隆六年（1741），该书主要价值在补《宋诗钞》之缺漏。

厉鹗辑撰《宋诗纪事》，有乾隆十一年（1746）厉氏樊榭山房刻本，把对宋诗的资料整理工作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些对于宋诗的流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库馆臣对于宋诗的态度持一种比较平允之论，他们既承认宋诗是唐诗之变，又要以唐诗来矫宋诗之失。

约编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代表着当时官方的态度，其《四库》提要云：
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

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

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

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

……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

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

已经能够把唐宋诗纳入一个互动的系统中来进行考察，但毕竟不敢对宋诗进行明目张胆的肯定，则与统治者提倡盛世之音的政治需要有关。

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选编的《宋诗别裁集》，重弹“诗必宗唐”的老调。

该书目的在“杜两宋末流之弊，踵三唐最胜之业”，故其选宋诗要求“波澜虽富，句律不可疏；煅炼虽精，情性不可远。

比兴深婉，何贵乎走石扬沙；宫商协畅，何贵乎腐木湿鼓”（《序》）。

凡此似均难称之为宋诗的真正知音，但于宋诗的
本质又已都有部分的触及。

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翌凤选《宋金元诗选》六卷，其所持标准仍是“格取高浑，辞必雅驯，味尚渊永，凡宋之破涩，金之粗伉，元之繁缛，洗涤殆尽”，而要归在“祈足继响唐人”。

选宋诗而以唐诗作为标准，可谓是一个既很自然又很奇怪的现象。

这既证明宋诗并不是横空而出的，确实与唐诗有着密切的联系；又说明宋诗要在人们心目中取得独立的地位，与《选》诗、唐诗并立为三，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

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嘉定汪景龙（诩青）、姚壎（和伯）同缉的《宋诗略》，对宋诗有着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鸣盛所作之《序》中称宋诗：“气势所到，力量所及，又足以别异于唐，卓然能自树立，成一代之风雅而为一世之元音也。

若并为唐音，必不能自胜于唐，则亦只可为唐之附庸，而何以成其为宋诗也哉？！……若宋之诗，则沈雄博大者其气，镂肝刻髓者其思，新异巧妙者其才，若仅以派别论之，犹拘于一墟也。

”真是卓见。

该书虽强调“宋诗皆滥觞于唐人”，然其要旨“非敢援唐以入宋，亦非推宋以附于唐，要使尊宋诗者无过其实，毁宋诗者无损其真而已。

”（姚《序》）乾隆三十五年（1770）道甫严长明所纂之《千首宋人绝句》十卷，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评之云：“较之洪容斋《唐人万首绝句》，纂次颇核，所选诗皆有可观，亦较胜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本。

”[8]是均可称为宋诗之功臣。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宋诗之选柄基本操于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
和“桐城派”的掌门姚鼐之手。

其中翁倾向于宗宋，以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9]，而姚明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

”[10]他们以王士禛《古诗选》为基础，将宋诗的地位坚实地向前推进着。

略早于他们，有大庾戴第元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辑之《唐宋诗》七十六卷，该书上承《古诗选》、《唐宋诗醇》，“俾读者由蹊径以求义法，由义法以求音节，由音节以求神韵，庶几沿流溯源，有以得唐宋人之真诗，而《三百篇》微旨亦于斯可绎”。

（《序》）然并无甚新意。

乾隆四十六年（1781）翁方纲辑《七言律诗钞》十八卷，其《凡例》云：
七律创始自唐，其堂庑规矩，开启后来，尤鼓箧祭菜之义，后来有祧唐祖宋者，皆非正也。

然人之心思笔力，变化日新，词源所辟，盈科放海，天地之精华，事理之血脉，遂不得不放出有宋诸家矣。

翁于嘉庆元年（1796）又编《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意在补王士禛《古诗选》之不足：
先生论五言诗，意在含蓄，不使说尽。

充斯义也，数十韵以外之五古，皆类急管繁弦，几于放郑之旨矣。

（《略例》）
渔洋原是作王孟韦柳五言诗耳。

其体段本自如此，虽不切何伤。

然而此后为之后学者，则一时有一时之阅历焉，一家有一家之极
至焉。

况在今日经学日益昌明，士皆知通经学古，切实考订，弗肯效空疏迂阔之谈矣。

焉有为诗，而群趋于空音镜象，以为三昧者乎？（《目录》）
则虽于渔洋有所维护，实其立言宗旨已大有不同。

该书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古诗选》五言诗仅选至唐，且以汉魏六朝为宗的框架，而引入了新的内容。

又嘉庆三年（1798）桐城姚鼐编《今体诗钞》十八卷，其《序目》云：“论诗如渔洋之《古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

吾惜其论止古体，而不及今体。

”该书大致包容了唐宋五七言律诗中的名家名篇，体现了桐城派的选诗眼光，而其主要目的则在纠正当时袁枚诗派的弊病和王士禛神韵派的片面性。

此前刘大櫆于乾隆年间曾纂有《历朝诗约选》九十三卷，该书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方得重印见世，但姚选于此书实多有所本。

而“肌理派”与“桐城派”的诗论，又对紧随其后的晚清“宋诗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道光以后的选坛，相对于康熙、乾嘉而言显得甚为沉寂。

宋诗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通过选宋诗来宣传唐诗的做法已经不再时髦。

宋诗派几乎已占据了诗坛的主流，其最大的对手已经不再是“神韵派”或“格调派”，而成了以湖南诗人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派，王《八代诗选》所选至唐而止。

同治十三年（1874）传忠书局所刻曾国藩选《十八家诗钞》，可谓此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含有宋诗的选本。

曾国藩在诗学祈向上兼跨桐城、宋诗两派，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此书在两派
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除此以外，道光年间尚有戴熙所编之《宋元四家诗钞》，道光二十年（1841）有朱梓、冷昌言所编之《宋元明诗约钞三百首》，咸丰十一年（1861）有董沛、孟如甫所选之《甬上宋元诗略》，同治元年（1862）有常熟宗廷辅所编之《重编千家诗读本》，但都影响不大。

进入民国之后，桐城诗派与同光诗派的余波未歇。

1928年刊行的吴汝纶选《古诗钞》，其子吴闿生所作《跋》中云：
近代诗选以新城王氏及曾钞十八家为著，海内传诵殆无异辞。

顾王氏五言于杜韩均屏不录，无以厌服人意，而曾钞则止于十八家以外，概不及之，读者亦不能无憾。

将欲撷二家之菁华，荟而一之，去其短而挹其长，非具古今之特识，盖未易以言也。

其《跋》又以“学问之道”规拟治诗之途径：“夫学问之道不外两端，曰博观，曰约取。

所涉不博则无以穷其蕃变，所守不约则无以极其精微。

”而该书之主旨仍在熔铸唐宋，乃至上探汉魏，以求自成一家。

稍后的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其选诗的主要依据是王士禛《古诗选》和《唐人万首绝句选》及姚鼐的《今体诗钞》，因此可以说是以上三种选本的再选本，自然难以越出其樊篱。

至1937年陈衍选《宋诗精华录》，集中体现了同光派的宋诗理论，其立论亦较公允。

该书秉承了吴之振《宋诗钞》中关于宋诗为唐诗之变的卓越见解，而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