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

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宋

诗特征研究

张毅

内容提要20世纪初，“同光体”与“南社”的宗宋、崇唐之争，是规模唐音或宋调的旧体诗创作的绝响，也是现代宋诗研究的起点。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学者对于宋诗的评价长期偏低，并为唐、宋诗优劣论所困。到80年代后，人们方逐渐摆脱成见束缚，对宋诗特征及其艺术特质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唐宋诗之争；唐诗；宋诗；诗歌史

宋诗是有别于唐诗的一种古典诗歌范式，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20世纪的宋诗学研究，从世纪初“同

光体”的诗论开始，经历过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至80

年代之后进入繁荣和成熟时期。在这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

高下优劣的争论，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宋诗、如何把握宋

诗的艺术特征等重要问题。

一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此后学诗者，不入于唐，即出于宋，很难摆脱唐音、宋调的影响。围绕着

宗唐还是宗宋，诗论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至清末民初“同光体”诗

出现，使近代以来的宋诗运动变得声势浩大起来，宗宋或崇唐的问

题再次成为焦点。

所谓“同光体”，原为近代诗坛旧体诗的一个创作流派，后来成为各种宋诗派的总称，被视为宋诗运动的代表。同光体诗风的特点在于“不专宗盛唐”。清末民初著名的“同光体”诗人兼诗论家陈衍说：“‘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曰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1）以此作为“同光体”诗人有别于他人的创作宗旨。他编著的《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和《宋诗精华录》，不仅是宋诗派运动的创作总结，也是推崇宋诗的理论著述，其论诗主张对20世纪的宋诗研究有极大的影响。据这三部著作所言，“同光体”的“不专宗盛唐”，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三元”说。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衍客居武昌时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来的。他说：“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指沈曾植）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1）据此可知，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略有不同，沈强调的是“三元”诗歌戛戛独造的创新精神，而陈则认为宋诗是唐诗的发展开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而有所变化，能力破唐人余地。陈衍不赞成强分唐诗与宋诗的疆界，他指出：“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1）他认为，宋诗继承唐诗，实际上是将元祐诗风作为“诗到元和体变新”后的进一步发展。

（二）“学人之诗”。除标榜‘“三元”说以明宋诗源流之外，陈衍又大力倡导“学人”之诗，虽有以此抬高“同光体”地位的用意，确也道出了宋诗何以异于唐诗的关键。在主要囊括“同光体”诗人作品的《近代诗钞》中，他历数清嘉庆、道光以来宋诗派的主要诗人后说：“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王士祯）之标举神韵，沈文悫（沈德潜）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2）唐诗为诗人之诗，宋诗是学人之诗，清中后期宋诗的流行，与乾嘉之后考证学风的盛行大有关系。陈衍于清人学宋之弊虽有认识，倡学人之

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论，欲泯唐、宋之界；可他论诗主学的宗宋立场也是很明确的，曾针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提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的观点，认为“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1）。称赞学宋诗者能于句法、章法上见变化，而所谓变化，多指以学间、义理入诗，将古文之法融入声律之中。

（三）关于宋诗精华。近代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的风靡一时，抬高了宋诗的地位，使宋诗能与唐诗并列；但举世公认唐代多好诗，律诗成就非凡。宗宋诗者所争的只是宋代也有好诗，亦即宋诗也有精华，也可作为学习榜样，不必专宗盛唐。一般??认为宋人多以文为诗，主议论，故以散文化的妥贴、排奡的五七言古体见长，而陈衍则认为宋人的五七言近体也多佳作。其《宋诗精华录》是第一部评点宋代诗歌的总集，选宋诗688首.其中“律和声，八音克谐”的五七言近体548首，占入选作品近百分之八十。陈衍说：“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3）朱自清在《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宋诗精华录>》中说：“从前翁方纲选宋人七律，以为宋人七律登峰造极。本书所录七绝最多，七律次之。”指出这是陈衍的创举，并认为“书中选录的诗甚有别裁”（4）。

同光体诗人学诗宗宋，可并不贬低唐诗，只是肯定唐以后诗歌创作的新变，强调避熟脱俗；但在清末民初的旧文学领域，有章炳麟和柳亚子重申不作唐以后诗的主张，他们对近世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章炳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说：“宋诗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记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5）将唐以后的诗（主要指宋诗）一笔予以抹杀。

在当时，直接与倡导宋调的同光体诗人相抗衡的是高唱唐音的南社。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等同盟会员，于1909年成立民主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他们推崇“唐音”和辛词，在一次雅集时于条例上写道：“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6）南

社诗人鼓吹革命，以推翻清室为职志，而同光体诗人多为清室遗老，借吟诗的名士风雅掩复辟怀旧之思，在政治立场上双方势如水火，论诗也大相径庭。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说：“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难以文浅陋。……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5）他认为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江西派。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江西派不可。其《时流论诗多骛宋。巢南（陈去病字）独尊唐风。与余合，写诗一章，既用留别》云：“一代典型嗟已尽，百年坛砧为谁开。横流解悟苏、黄罪，大雅应推陈、夏才。”（7）斥责沧海横流的江西派为诗坛罪人，所谓“时流”，指的是学江西诗而推祟苏、黄的同光体诗人。

20世纪初，无论是同光体的宗宋诗，还是南社的思振唐音，在创作上均属于传统的旧体诗范围。柳亚子把近代诗坛说成是南社诗人与同光体争霸的时代，可在旧体诗的造诣方面，南社诗人是无法与同光体诗人抗衡的，且有不少南社诗人后来也转向同光体的宋诗派。柳亚子在旧体诗坛的同室操戈，最终导致旧诗阵营的社团瓦解，这次唐、宋诗之争，遂成为旧体诗创作时代的终结，和现代宋诗研究的起点。

二

唐宋诗之争涉及到唐、宋诗艺术风格的比较和优劣高下的评判等，在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依然是研究宋诗的现代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认为：“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他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