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翻译的影响

浅谈儒学与汉英翻译

王宠爱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455002

摘要：本文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影响说起，分析了儒学在翻译活动中的对于译者，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以及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名著的翻译的影响，认为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学说的儒学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是翻译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儒学，文化，译者，翻译标准，翻译方法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peo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andard and translation method in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which represen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Confucianism, as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has great impact on transla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ulture, translator, translation standard, translation method

引言

纵观中国文化史,说儒学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学说一点也不为过。两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典籍构成了中华民族学术殿堂中作光彩夺人的一部分，儒学创始人孔子更被称为“至尊”。儒学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后由孟子继承和发扬,而后荀子的儒学又兼收了法家思想。后世儒学大家汉朝的董仲舒更是在振兴儒学的同时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宋代儒学大家朱熹的儒学是把学和中国古代诸家如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融合在了一起的新儒学, 儒学又吸收了对中国也有深远影响的道教和佛教之精华，使儒学在心理上和哲理上与道佛两家抗衡,从而增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到了明代的儒学大师王阳明，入学又发展为心学。即使到了现代，儒学也曾面临批判，但它依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于中国人所到之处，便是儒学所到之处。

一、儒学与翻译

翻译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起码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所以翻译活动必然包含着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融合与相互影响，而文化的作用有时更加突出。奈达（1998：308）就指出，“对真正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比双语能力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是在其发挥功能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译语的产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背景，翻译者在翻译工作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以至于整个的翻译活动，从翻译材料的选择，到翻译技巧的使用绝对都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的。而儒学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自然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儒学对译者的影响

孔子的中心思想最重要是“仁”“礼”。“仁”的意义几乎包括了一切美德，“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及“志士仁人，务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都是孔子对于完美的道德人格的追求。而孟子又在“杀身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舍生取义”，完善了儒家的道德观，从而发展了孔子的“人本思想”，这也为封建统治者们如何更好的治理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策略。总之儒学以“仁”为根本，推崇道德，主张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而这种“道德”也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翻译思想中，就对译者有许多伦理上的要求，因为受儒文化的影响，“德”变成了传统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要要求。隋代僧人严綜所著的《辩证论》，中国的第一篇翻译专论，就提出了译者需八备，其中有四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将践觉场，先戒劳足，不染讥饿”，”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制”和“惮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都涉及译者的品德修养。之后的翻译界，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也特别注意译者的品格，因为不如此则难立身于大雅之堂。

三、儒学对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中，和“仁”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思想就是中和，即“贵和尚中”。《论语·学而》中讲“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中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也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传》中更有“中行无咎”。中和思想由盛行于先秦时代的尚中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于先秦尚和思想结合而成。其理论特征主要是，和渗中基，中入和髓，其中和是主导方面，使中和成为一种普遍的和谐观，是中和肯定着，强调着统一体内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因素之间对立连接，互济互泻，转化生成的运动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因素之间和谐结构，即统一体的整体和谐状态。不仅如此，中和即和谐还是儒家的方法论。中和使作为形式的礼与作为内容的仁相统一，是君义与臣忠，父慈与子孝，宽于猛等都统一起来，所以中和无处不在而又无所不在。

由于儒学后来的一统天下，中和作为儒学的方法论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心理及文化方面，必然也影响到了翻译领域中，而和谐也成了翻译的标准。这种和谐标准，仔细一想，是贯穿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首先翻译过程就是译者通过克服各种困难（语言，文化等），实现译文与原文和谐统一的过程，而这种和谐统一又是多方面的，因为译者必须时时把握分寸，从词语到句子，从句子到段落，从段落到篇章，再从篇章到整体之间都达到和谐。除此之外，在翻译活动中处理文化因素之时，我们通常会想到两种方法，即以源语文化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的异化（alienation）和一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的归化（adaptation）。在翻译同一个文本，有人会采用异化法，有人会采用归化法。比如《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先生基本采用异化法来处理，而霍克斯则基本采用归化法来处理。举一个例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 By Yang)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By Hawkes)

杨先生明显是直接把《红楼梦》中国的宗教文化传递出来，但是可能英美读者们会很难理解这句话；霍克斯考虑到英美读者的宗教信仰，用了“God”而不是“heaven”,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英美读者理解，但是这无形之间又改变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