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生现象

在地球上生命的发展进程中居住在同一动、植物分布区的不同种属的有机体之间叠砌着不同种系的关系。
不同生物种属的生命活体可以肩并肩地生活在同一动、植物分布区内，实际上谁对谁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不同种属有机体可以成为争夺它们所共同的有限食物储备而斗争的竞争对手。
有时一个生物种属的代表跑到另一种属的窝巢里安家落户，吃这另一种属的食物（这叫做寄食现象或者巢内共生现象，inquilinism──源出于拉丁文词inquilinus ── 客居的，寄食的，巢内共生的）。
一个种属的个体可以是另一种属的食物，这另一种属不言而喻定是那凶禽猛兽类的强者。凶禽猛兽捕获自己的猎获物，杀死它，吃下去。
不同种属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其中一个种属依靠另一种属而生活，必然给它带来伤害。这就是寄生和牺牲的关系。有时寄生者生活在牺牲者（寄主）有机体内。寄主保证着寄生者恒定的居住环境和食物。寄生者带给寄主的便是疾病，有时甚至死亡。
也会形成这样的共同生活方式，即一个种属的个体跟另一种属个体并居（某些情况下寄居于寄主的有机体内），从寄主有机体获取食物，得到隐蔽和庇护，以及迁移的可能。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寄生不会给寄主招致任何害处或者益处。种属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称之为共栖现象（commensalism，源出于拉丁文词comes ── 同路人）。这种相互作用的好处是单面性。
但也还有这样一种密切相互作用的类型，不同种属的生物并居，彼此只给对方带来好处。这种共栖得名为共生现象（symbiosis）。我们将能注意到，“共生”这个词有时应用得比较广泛，适用于上述一切类型不同生物种属的共栖。在此情况下共栖相互作用类型称之为互惠共生（mutualism，源于mutuus ── 相互的，双方的）。但是一般都将“共生”与“互惠共生”当作同义词用。
植物世界中的共生可以举出地衣为例，即藻与真菌的共生（地衣就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地衣靠真菌的菌丝吸收养料,靠藻类的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如果把地衣中的真菌和藻类分开,两者都不能独立生活。──译注）。在动物世界里鲜明的例子就是独居虾和海葵的共生：海葵保护着独居虾，将它伪装起来以防护敌人，而独居虾则保证海葵的食物和位移运动。在某些共生的情况下，参与共生的一方（共生体）若无共生伴侣就失去生存能力。
在自然条件下共生现象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持久的寻找共生体和相互适应的过程，相互“磨合”的过程。
随着智人的出现，这个过程并未停止。人，积极主动活性地力图满足自己的需求，

在继续着这个过程，但手段不同了，节奏也不一样了 ── 要比在大自然中形成自然的共生快得多而又多。人所做过的，我把它称做文化共生。文化共生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人和马的友好合作。这种友好合作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了整部文明史。

文化的、文明的人类历史总计不超过一万年。这个时间的一半人都是和马在一起生活着的。
人驯养马的历史稍长于五千年，大约始于本世纪三千年前。但起初马并未得到广泛的普及。多只役畜套成一群运输重物的还曾有过牛和驴。实心大轮子的货车十分沉重。要想拖动它。需要强有力的动物── 犍牛。犍牛那强有力的角借助于群牛连套拉动着货车。但牛又慢又笨又迟钝。小毛驴虽说聪明点，灵活些，但却没有力量拖得动那沉重的货车。在主人那里这些动物都是有益的，但到了军事上就都派不上用场了。拉沉重货车用牛，远距离两点之间快捷通信用驴。而马，则被人用来食肉。
大约纪元前两千年前徒步的士兵装备着标枪和宝剑。两军相遇彼此注视着，投掷标枪，挥舞宝剑，直到一方开始逃跑。军事行动中不用战车参加。它上面装着武器和军用器材、物资，但一打起来战车就用不上了。
草原上的马比驴强多了，跑起来飞快。但首次企图役使它来拉车就没成功。原始套车扼杀了它们，马的喉咙上勒着的皮带使它窒息。
游牧部落的人特别需要快捷而机动的运输。他们找到了轻便的马车运输方法。发明了两轮马车 ── 两只大轮子的马车。轮子大能让马车在没有路的地方行走。而轮子本身又轻得多 ── 原先是实心的，现在是装了辐条的 ──，既轻些，又更加坚固。两轮上固定着小而轻的平台，上面只坐一个人。这样，大约纪元前1800年便出现了轻便而快捷的运输工具。两轮车的机动性相当高。
随着轻便的两轮马车的出现，游牧人的突然袭击效果大大提高。定居居民的村落无力对抗这些从四面八方迅速进攻又在掠夺以后神速撤离的游牧人。游牧部落的人只有这一种迅速转移的方式便已使农民步兵陷入狼狈状态。
最初采用双轮车的游牧人为呼里特人（纪元前3000年~1000年初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的部族）。他们从高加索山麓下来，来到古亚述国。奠定古巴比仑王国伟大根基的汉穆拉比（Hammurapi，?~前1750，古巴比仑王国国王）死后，游牧人的马队就将古亚述国撕碎成几大块，变成了单独的小公国（相当于公爵的领地）。对于呼里特侵略者的恐惧一下子将相当遥远地区的居民都给镇住了。这些骑兵掠夺者们到了埃及。埃及人将他们称作希克索人（Hyksos，希克索斯王朝，公元前18~16世纪统治埃及，亦称“

牧人王朝”）。埃及人也和美索不达米亚（西南亚的底格里斯和幼法拉底两河流域地区）的居民一样，没有双轮大马车。他们由于恐惧而退却。整个埃及王国北边半部长时间为游牧人所占领。另外一群游牧部落的人，也掌握了利用双轮大马车的军事技术，渗透进了小亚细亚的东方地区。这就是赫梯人。纪元前1700年赫梯人占领了小亚细亚东半部，在那里建立了赫梯王国。赫梯人接受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文明用来作为自己的楔形文字书写系统。
大约在这段时间，喀西特人（Kassite）也掌握了双轮马车技术。此前和平安宁的游牧人一下子就成了征服者。他们从北方侵入乌尔，将它分裂开来。纪元前1595年（大汉穆拉比死后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喀西特人（Kassite）占领了巴比仑。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接受了巴比仑文化。城市居民掌握了马术与驾车术的新式装备，而绝大多数游牧人仍旧回复从前。纪元前1580年埃及人借助于双轮大马车将希克索人赶出了埃及的北部。
就这样马已经在有文化的人类早期历史中，在人类文明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准确些说，起作用的不是马自个儿，而是人与马的联盟，人马合作。联盟有利于双方。马帮了人，而人关怀了马。上面所讲的这种富有成效的联盟并未结束。

马在当时算是跑得快的动物，但并不是庞然大物。古代的绘画对它的刻画也是这样。它的高度低于人，有点类似于我们熟悉的波尼马（80~140厘米高的矮马）。它能拉着双轮轻车跑得飞快，再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了。如果想要它拖较重的负载（譬如金属机器），可套双马并驾齐驱。这在力度上占了上风，但丧失了机动灵活性。
这样又继续了几个世纪。大约在纪元前900年基本从事畜牧业的米太人（米太是当时伊朗西北山区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培养出了高大马的品种。这些马不仅能拉较重的马车，还能在背上驼载着武装骑士。
米太人为伊朗民族。它从北方下来，征服了伊朗高原的一系列西方领地，给里海以南和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大片土地命名为米太。随着能驼载武装骑士的坐骑出现，人的能力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双轮大马车只能用于地面足够平坦的地区，在不平的地段大马车可能翻车。而坐在马背上的骑士却能越过山丘、沟壑、峡谷，遇到马跳跃、奔腾时可以夹持住鞍座，能在行进中拉弓射箭，灵活运用各种远程武器（不同于近程作战中所用的比如枪、剑之类的武器）。
个儿大、耐力强的马作为战利品到了亚述人那里。他们的军队里出现了新型的军队── 马队弓箭手。他们能够神速地向敌方发起进攻，在丘陵起伏的地带迅速地转移，追捕逃离他

们的敌人。
个儿大、耐力强的马允许亚述人大大地改善了邮政通讯（首次由苏麦尔人[纪元2~4世纪前在两河流域，即今伊拉克南部建立苏麦尔国的古代民族]建立起来的）。这使亚述人有可能巩固巨大帝国的组织。巨大的城市（巴比仑、卡拉哈[Kalah]），矗立了起来居民数量达到三万人。
人就是这样建立起了强大的马群。马对人而言也加强了人的力量，没有马人是办不到的。

接着再来看人马的进一步联盟，把思想转移到古代世界。在古希腊根据梭伦（Solon，雅典立法家，大约纪元前640~560年）的法规，骑士们在雅典组成了地位上属第二等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属于时代相传的古老贵族特权阶级。但他们服务于骑兵队，在战争期间应当立即拿出马匹和武器来。稍后，在古罗马，骑士们转变成了第二等级（参议员之后）。
到了亚历山大?马克顿斯基（纪元前356~323年）时代作为战斗武器的双轮大马车早已退出了舞台，成为既往的历史。二十岁的亚历山大成了马其顿的国王（在他父亲腓力普二世于纪元前336年被杀以后）以后，有力地巩固了军队。他的军队主要战斗队形就是方阵 ── 由手持长矛的步兵精密排列的四方形阵列。马克顿斯基的方阵由1.6~1.8万步兵组成，一列列地排开，总计可达24列。方阵的士兵们受过各种不同战斗情势下（行军操练、进攻、反击对手进攻）良好的学习训练，机动性相当良好。准备进攻的钢矛从各个方面竖起，这样的方阵既能摧毁敌人，也能在来犯的敌人面前防护自己。受过良好教育的天才亚历山大（他的老师就是亚里斯多德）很好地领导着他的方阵和手持轻武器的骑兵部队。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出兵攻打波斯，当时波斯的皇上是大流士三世（DariusIII）。波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这使得大流士在一切对手面前都占据极大的数量上的优势。大流士的军队，根据希腊史学家们的见解，由上百万步兵和四万骑兵组成。而亚历山大有四万步兵和七千骑士。大流士除了巨大的数量优势以外，他还秘密地准备了新式的骑兵武器。他回到了既往时代的古战车思想上头。但在大流士的战车上从两个方面矗立着尖锐的刀刃。这些迅速奔驰着战车上的刀刃能把对方步兵的两腿直接割断。而那些进攻战车上的刀刃在阳光下闪耀光芒也应当能使对手的队列惊慌失措而狼狈逃窜。
可是亚历山大的统帅天才向他提示了理智的策略。马其顿的兵用箭来迎接那快速奔驰战车上的波斯战士，然后毫不慌张、大大方方、小心谨慎地让出路来，放他们跑到自己的后方去。波斯人的进攻算是完了。可怒气冲天的亚历山大方阵的标枪直向大流

士而来。波斯的皇帝也被战胜了。
然而，接下来方阵却又显得是战斗队列当中过分理性化的一种形式。方阵只有在开阔平坦的空间才很有效，紧密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只有那里才能机动的调度。在古罗马的军队里为军团所替代。军团比较灵活、机动，必要的时候可以分成360~600人组成的步兵队，一旦需要还能马上重新集合还原。恺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年）时代军团的数量为3千步兵、2~3千骑士和4~5千高卢部落代表组成的骑兵。
公元前60年代中期罗马归三人执政── 也就是由三个男人联盟结成三头政治来掌握政权。这三个人就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庞培（Pompeius）和恺撒。克拉苏（公元前115~53年）的财富跟庞培的权力和恺撒的聪明才智结合了起来。克拉苏开始了对帕提亚的战争，其实帕提亚一直对罗马持和平态度，位于米太以东（“帕提亚”[Parthia]这个名称可能就是“波斯”[Persia]这个词的方言形式）。
如果说罗马军队的基础就是军团，那么帕提亚的军队就是很强的一支骑兵部队。伊朗的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而骑士们的骑马技巧和机动灵活又都是一流的。他们突如其来地压到敌人身上，击倒他，赶走他，再要打就得换个地方再打了。帕提亚的骑兵即使在退却的时候也显得那么可怕：疾驰中一听到信号马上不离坐鞍，掉转头来，箭矢像乌云一般朝向追赶的敌人飞了过来。
除了灵巧和高度机动的轻骑兵以外，帕提亚人还建立了一支重装备的骑兵。穿戴着铠甲的骑士们，装备着沉重的标枪或弓箭── 这就叫甲胄 ── 骑在肌肉发达的高大马背上，那种马当时也只有帕提亚人才有。马也装备着盔甲防护。这种沉重的骑兵行动起来当然不快。但是带着辘辘轰鸣的声音迫近敌人，几乎不怕敌人的箭矢，反倒引起敌人恐慌。
公元前53年，罗马军队在克拉苏的率领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靠近卡拉城同帕提亚军队相遇。帕提亚人正在等着罗马人的到来。他们相遇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在接近的罗马人只看得见帕提亚军队的一小部分。当深信必胜的罗马人猛扑向前发起进攻时，帕提亚的骑士脱去斗篷，露出了闪烁发光的铠甲。这不是一般的轻骑兵，而是装备着重型甲胄的骑兵。罗马骑兵进攻了。出乎罗马人的意料，帕提亚人开始在比较灵活的罗马轻骑兵面前退却了。就这样，帕提亚人将罗马人往帕提亚的轻骑兵上勾引，实际上无论数量、还是技巧，或者马的质量，这支骑兵都要比罗马骑兵强得多。结果罗马人被击败了。他们的大多数士兵，其中甚至包括指挥罗马骑兵的克拉苏的儿子，都被打死了。帕提亚人在追击退却的部

分罗马军队时，还追上并击毙了马克?里琴尼亚?克拉苏本人。罗马的威风从此消失了。

再后来罗马又受到更加可怕的威胁。这也是从马上来的。本世纪408年西哥特人（5~7世纪日耳曼的哥特族西支）在亚拉里克的统帅下进攻罗马。公元410年他们抵达了罗马。451年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又发生了匈奴人的入侵。这些来自内亚细亚的游牧民族从前就曾干过骑马抢劫和袭击中国的勾当。公元375年于顿河摧毁了东哥特（日耳曼的哥特族东支）的国家，是为民族大迁徙的发端。匈奴人的游牧马队在自己的国王阿提拉（Attila，公元406~453年）率领下到达了西欧。骑士和马组成了同一的整体。马被也一样为骑士服务。看情况不同，马被有时给骑士当屋顶，有时当桌子，有时当被子。匈奴人一路走来，老世界倒塌了：“阿提拉马脚踏到哪里，那里就寸草不生”。匈奴的马队入侵，稍后又是汪达尔人（古代日儿曼的一个部族），都是欧洲最巨大变化的发端，从此转向了封建制。

再过几个世纪，人马联盟的威力又明显地表现到了别的地方。
1206年，有一个人，自称成吉思汗，就是“普天之下的统治者”，又成了蒙古诸多部落的联合之首脑。蒙古人能不能指望统治普天之下呢？蒙古人统统不过一百万人，而它周围却有着无数更强更文明的民族。但是蒙古有跑得更快的马和更能干的骑士，单是他们的队伍就能迅速克服巨大的距离，一下子聚集到事先预定的地点。途程中他们不会彼此失去联系，古代的急使和信号系统保证着这种通讯联系。他们有统帅、首领，有组织者，很难说这当中是严厉居多，还是组织才能占上风。这两样他们都不缺。骑着长毛蓬松松的马匹，蒙古人占领了足足半个中国、波斯的东部。一路上他们消灭城市，毁灭灌溉系统 ── 多少代当地人民劳动的成果摧毁无遗。文明的土地变成了半荒漠。在集体大屠杀当中蒙古人仅仅宽恕那些某个行业中对他们自己有用的技师、能手。
1236年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统帅下蒙古骑兵西进，到了欧洲。占领俄罗斯和波兰以后，蒙古人又进入德国地界。直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死后，蒙古人才算是停了下来（成吉思汗的孙子拨都统于1235年率兵攻入俄罗斯，1240年攻陷基辅、莫斯科、罗所托夫等公国。1241年蒙古军进入欧洲。蒙古骑兵在欧洲势不可挡，一路攻占匈牙利，然后渡过多瑙河进入奥地利、意大利，接着侵入波兰、德意志、西里西亚。西欧诸国大惊。拨都统本来要继续侵入欧洲中心，但1241年窝阔台去世，只好撤军回程赴丧。── 译注）。但是巨大的蒙古帝国依然原封未动：谁也没打算站出来反对它。但

是存在了五千年之久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和繁荣昌盛却走到了尽头。
蒙古人并没有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力量都是人马联盟给的。

又过了几个世纪。社会结构改变了。武器装备改变了。军队的结构改变了。但是马背上的骑士依旧是最重要的人物。在武器装备的变化中，马的变化也不少── 从中世纪的骑士到20世纪俄罗斯卫国战争期间用的机枪马车。人和马一起拉载着战争的重负，长久地不分开。人们说，不知疲惫的拿破仑行军中甚至就在马鞍子上睡着了。
马不仅在战争中是人的朋友，就在日常生活里一样是好朋友。在农民家庭里马是养家糊口的人。农民和自己的马耕作田地，栽培麦子给人吃，栽培燕麦给马吃。没马的农民家庭穷困难熬。人爱自己的养家马。天气再怎么恶劣马有安身之处，劳动之后有休息存身的地方，人喂养着它，精心照料着它。它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人给马披盖着温暖的马被，穿上马鞋，保护它钉着铁掌的脆弱马蹄。人竭尽其力地打扮着自己的爱马（马头上的饰缨、马具上的羽饰、铃铛）。甚至当马不能再为他服务了，也还要给予它一笔养老金── 就像给人的职工退休金一样。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奥列克公爵是怎样跟他那爱马分别的。马曾经忠诚地为他服务，它

……不怕危险的劳作：
它，嗅得出主人的意志，
要么端庄地站立在敌人的箭矢面前，
要么奔驰在战斗的疆场，
无论寒冷还是鞭打，对它都无所谓。

现在要跟马分别了，

他抑郁地从马背上爬下来；
用送别的手在忠诚的朋友身上
温柔地抚摩，搔弄着坚强的颈脖。
“再见了，我的同志，我的忠仆，
我们分别的时候来临了：
现在休息吧！我的脚再也不会踏进
你那镀金的马镫子里去了。
再见吧，安心吧 ── 要记住我。
你们，少年朋友们，把马牵走吧！
给它披好马衣，盖好毛被；
上我的牧场去要抓好缰绳；
要买上好的谷物喂它；
用泉水给它喝”。
（А.С.普希金，《有预见的奥列克之歌》）

而在彼得堡近郊的各代俄国沙皇府邸 ── 即今日之沙皇村── 里，就曾经有过“领养老金的马厩”，就有“皇鞍御骑马”在那里倍受关怀一直活到老。距此不远还有一块皇马墓地，矗立着刻有碑文的墓碑。
人和马的友谊，也就跟两个人的友谊一样，有时也会翻脸变成悲剧。1920年发生在俄罗斯的兄弟相残的国内战争。白军被迫退出了克里姆林宫。一位受伤的哥萨克白军军官被抓带上一艘马上就要起航的轮船上。想要带走他那忠诚的马已经不可能了。马跳下水里跟在轮船后面游着，追着自己的人-朋友。一直游到不可避免的死

亡为止。朋友多想挽救心爱的马免于痛苦的死亡。受伤的军官尼古拉?图罗维罗夫（Николай Туроверов）自己留下了这段记述。

我们在硝烟和火焰当中
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我从船尾一直向着
我的马儿射击，全没击中。
它在游着，疲惫不堪，
跟在那高高的船尾后头，
总不相信，总不知道。
这是在跟我永别。
我俩在战斗中
多少次期待着一座坟墓。
马一直在游，没力气了，
可依然相信我的忠诚。
我的勤务兵那一枪没白打，
河水都有些变红了……
离我而去的克里姆林河岸，
永远记在我的心间。

这就是朋友的悲剧 ── 对人忠诚的马和对马忠诚的人，这一对朋友的悲剧。

艺术铭刻着人和马用的总是统一的形象。在彼得堡中心有一座俄罗斯革新者彼得大帝的纪念碑，他骑在踏着蛇身怪物的跃马背上，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

额颅里充满着思想！
胸膛里隐匿着力量！
而那坐骑里火一般的激情！
骄傲的马呀，你将跃向何方，
将你的马蹄踏到哪里？
（А.С.普希金，《青铜骑士》）

人和马建立起了统一的形象。这形象反映了纪念碑为谁而立的实质；还反映了是谁立了这座纪念碑。在这著名的青铜骑士纪念碑上，这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她的时代眼睛里面的彼得大帝的形象。但是时代马上就在改变着。同一个彼得堡，却是保罗的时代了。人们又建立了米哈伊洛夫城堡，在它的前面又在规划着新的彼得雕像。但却是 ── 完全另外一种形象了。

宫殿前面的松木脚手架
矗立在涅瓦河的冰冷寒风里，
这里又在仓促地建造一座
冷冰冰的新纪念碑给彼得大帝。
应当在那鹰炮的颠峰，
将一切都反过来进行：
纪念碑的设计里
并没有往前伸出去的手，
既无蛇怪，也没有峭壁悬崖──
他将沉重地站立在方础底座上，
官僚刻板，繁冗累赘。
是啊，今天的时代已不如往昔了，
沙皇嘛，要脱去衣裳，光赤着脚，
飞快地跳跃上天晓得什么地方……
彼得的一切特征当中
诸位，你们才是执杖人……
（К.西蒙诺夫《苏沃罗夫》）

马雕像纪念碑可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看到。其中任何一座都反映着、象征着点什么，都有其自己的历史。唐吉诃德和他自己的“驽骍难得”（Rocinante一词的音译，就是堂·吉诃德所骑的马的名字。拆解其意义：rocin的意思是驽马，ante则是antes的古写法，意为“过去的”，又意为“第一”、“最好的”。故整个名字的意义是：过去虽然是一匹驽马，但现在却是第一流的。──译注）几乎没成马德里的象征。在每一座纪念碑里都反映着所塑造的是谁，反映着纪念碑所建立的时代。我想讲其中

一个我自己少年时代的印象。
在莫斯科中心矗立着一座骑马者的雕像，这是莫斯科的奠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Юрий Долгорукий）。1917年革命以后这里又建立了一座“自由方尖塔”，这是一座石碑，基底上有青铜铸造的俄罗斯革命后第一部宪法文本。这文本下边是这部宪法起草人的姓名。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恐怖年月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经常从这方尖塔旁边经过。有一次，1937年的一个早晨，我看到，夜里发生了什么变故：有一个人的姓名没了，这地方给涂上了绿颜色的油漆── 跟那覆盖着宪法文本的青铜绿锈配合一致。后来又消失了一个人名。再后来用障碍物将纪念碑圈了起来，不让人密密麻麻地走近它。据说要把它拿掉，──它似乎妨碍着广场上的行动。以后，这座被拿掉了的“自由方尖塔”地方又安置了一座尤里·多尔戈鲁基骑马的雕像。这时头脑里马上产生了一段“不完全的”四行诗：

那里曾几何时坐落着“自由方尖塔”，
如今庞大的马上骑士飞落过来……
那你就认为这不过是突发奇想的时尚罢了，
时尚爱拐弯抹角，曲折前行，而已，而已，决非……

再到后来，不远的地方又设立了一座新的骑士纪念碑 ── 朱可夫元帅纪念碑。但是朱可夫大概是为他设置骑士纪念碑的最后一位军人。整个1941~1945年的战争期间朱可夫从来没在马背上待过。他仅仅在胜利阅兵式上骑过马── 纪念碑上塑造的就是他的这个形象。

在绘画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活生生情势下人和马的密切关系也有着鲜明的反映。这里有阅兵骑马油画像（А.凡?戴依克[А.Ван Дейк]──查理一世骑马油画像，1638年）。激烈战斗中骑马的人（泰奥多尔·席里柯[Т.Жерико] ──帝国骑兵团的军官在冲锋，1812年）。民间传说和勇士赞歌中的骑马英雄（В.М.瓦斯涅佐夫[В.М.Васнецов] ──勇士，1898年）。人与马繁重的共同农耕劳作（Дж.谢冈吉尼[Дж.Сегатини] ──在恩伽亭[Энгатина]的耕作劳动，1890；Р.谢伊索[Р.Сейсо] ──耕作，1903年）。人对马的照料（Дж.А.克列因[Дж.А.Клейн] ──给自己的马喂水喝的农民，1820；К.С.彼得罗夫-沃德金[К.С.Петров-Водкин] ── 给红马洗澡，1912年）。人和马在节日里开心的游戏（В.И.苏尔尼科夫[В.И. Сурников]──攻克雪城，1891年）；激情的体育竞赛（泰奥多尔·席里柯[Т.Жерико] ──埃普瑟姆的赛马，1821年；Э.德伽[Э.Дега] ──跳跃，1872年）。人和马的灵活动作在马戏表演中的惊人协调性、匹配度和一致性（Ж.雪拉[Ж.Сера]── 马戏，1891年）。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马在军事上和农

业中都开始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军人从马背上转移进了坦克，耕作者把马换成了拖拉机。准时送达信函的急使也改为飞机了。
然而人对马的爱却并未干涸。在体育运动中，在休闲的时候，在消遣娱乐中，马仍然是人的朋友。人依旧细心地关怀着朋友。如果说在人马这种新的关系中需要有新品种的马，那也是靠人培养出来的。据说，已经有人在打算培养小良马 ── 人的家庭朋友，就像老的家庭朋友 ── 狗 ── 那样。或者克隆（无性繁殖）出特别善于跳跃的马来── 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件想都不可能想的事。
文化共生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人与狗。这种共生现象发端于一万四千年前，── 在人的住宿村落里，常有狼来，靠吃人的食物残渣为生。这些狼当中有一些不招惹人，甚至对人有益，保护着饲料槽不让别的野兽前来侵扰，从而也就保护了人的住宿村落。这样就出现了首批由人喂养的看家护院狗。后来人又培育出多种多样品种的狗来 ── 看家护院狗、猎狗、牧狗、不同服务类别的狗，以及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跟人生活在一块的普通家狗。特别想要提到的是森贝拿尔狗，一种长毛大狗，既强大又善良，总在严寒山区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但是跟人一致关系方面印象最深的要算导盲狗。这种狗，受过长期专门的训练，代替盲人的视觉，作为盲人不可须臾分离的一个部分替盲人感知一切。由此人对这种狗的关怀实际上也就是关怀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