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山西地区文化因该地在春秋时是晋国的所在地到战国时则分成韩赵魏三国故称称为三晋)

三晋文化（山西地区文化，因该地在春秋时是晋国的所在地，到战国时则分成韩、赵、魏三国，故称称为三晋）华夏文化中山西地区的文化。

因该地在春秋时是晋国的所在地，到战国时则分成韩、赵、魏三国，故称称为三晋。

当时的晋或三晋疆域都远超过山西。

后世所用的晋或三晋则指山西省。

简介战国时分成韩、赵、魏三国，故称之为三晋。

当时的晋或三晋疆域都远超过山西。

后世所用的晋或三晋则指山西省。

西侯度文化，经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崎峪文化，直到14000多年前的下丁川文化，成为中国旧石器时期原始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

晋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民族融合带来佛教在三晋的发展，它为山西留下云冈石窟与五台寺庙群，成为佛教建筑、石刻、雕塑上的艺术宝库。

山西的戏曲历史悠久，宋金的社戏、元的杂剧，明清梆子都是主要剧种，影响深远。

另外山西的醋、黄土窑洞、民间剪纸亦都表现了三晋文化的特色。

据历史研究认为，“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的三都都在晋南。

因此，可以说晋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1]西周时，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叔虞于唐，因国都在晋水旁，改国名为晋。

晋在周东迁、辅平王，“尊王攘夷”，争霸中原中对周王室继续存在和中原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地近戎狄，民族杂居，赵的胡服射骑代表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吸收与两种文化的融合。

由于晋开国时注意“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促进法家的兴起。

李悝、申不害和韩非都是代表人物，对当时变法、治世、富国强兵起了重要作用。

秦统一后，封建王朝的国都西安、洛阳、开封恰好都在山西南部的外缘。

山西由于山河绕其外、高原河谷居其内，成为“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地理形势，既可以成为王朝的重要藩屏，又可以成为乱世割据的强藩。

因地近边塞、民族杂处，亦是民族融合的熔炉。

例如北魏拓跋氏即于北部崛起，经过各族融合南下，不但促进政治上重新统一，又给华夏文化带来新的刺激。

正是这种民族融合带来佛教在三晋的发展，在经济上，山西农业发达，加上盐池、炼铁，经济十分繁荣，加上当时形势，山西成为明初时移民外迁基地与明、清两代起重要商业作用的山西帮的起源地。

鲜明特点三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了解三晋文化的本质和它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对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也会从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

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

从现有的文献看，道家的传播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方面。

北方方面又分为以三晋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齐国的黄老学派一支，其共同特点是以“道”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显的“入世”倾向。

南方一系则为庄子代表，发展《老子》去“欲”之说，进而将“长生久视”的取向扭转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遥”，表现出明显的“出世”倾向。

北方系的三晋的一支有《文子》一书。

过去普遍认为《文子》是伪书，是后人摘抄《淮南子》凑成的篇章。

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汉墓葬中出土竹简中有《文子》，经整理于1995年公布①。

竹简共227枚2700余字。

竹简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体地浮出历史水面。

与郭店本《老子》显示的老子之学的基本倾向一致，《文子》主要从《老子》的无为、尚虚、贵柔及主在人后的宗旨出发，推阐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托周平王与文子对话。

学者认为，这不是无谓的设辞，文子是晋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学术背景正以三晋的史学为背景③，这与我们对老子学术背景认识有一致处。

而且，据魏启鹏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内涵；三晋文化在传承儒家文化精髓中，树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晋文化。

文化特点三晋文化现象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牶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务实，一个是求新。

依我看这是三晋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开放性：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

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

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

“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这样的名将。

务实：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

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

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求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

三晋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者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王勃、王维、柳宗元等的杰出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

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

历史发展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

山西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

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灿烂辉煌。

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1、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

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

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

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

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

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

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

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3、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

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

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

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

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

4、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

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

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

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

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

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

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中国第一。

山西南部芮城县，传为关羽出生地，有中国最大的关帝庙。

从这里也折射出三晋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时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风行，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乡乡长陈永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晋文化本质上还是农业文化。

文化地位黄河流域是我国远古文化的摇篮。

华夏文化的共同体在这里形成，并以此为中轴，繁衍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从历史的眼光看，华夏族的中原文化，当是中华文化这条巨流的主干，而地处黄河流域的三晋，其文化在中华古文化的总体中自然占有突出地位。

思想文化（一）法家思想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

公元前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

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制，巩固自己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本国开展变法运动，其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

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国15年，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

还有赵国人慎到，主张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势”的一派。

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赵国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思想和经验，使他的新儒学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之需求的新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