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庄子道德思想比较与探讨

孟子和庄子道德思想比较与探讨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和庄子最偏激，最钻牛角尖，但他们的文章也因此最好看。如果说，庄子是人生的悟者，那么，孟子就是人生的迷者，悟者的文章因为超脱与透彻而好看，迷者的文章因为热情与天真而好看。如果用孔子对人的分类，庄子是捐者，孟子是狂者，要读一流的文字，“必也狂捐乎”！

孟子既以好辩著称，他在辩论上就必有自己的特色。平心而论，孟子辩论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在学理上穷究不已卓识不凡新见迭出引人入胜，而在于他论题之外的功夫揣摩对方心理，窥测对方思路，巧设陷阱，暗布机关，引人人殷，而后一剑封喉—等对方明白上了圈套，却已没了“喉”—最后一句总是他说的，所以，他就是胜利者了。另外，他是一个极端自信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有充沛的道德上的自负，及由此而来的目空一切的勇气，他总是认为真理永远在他这一边，所以，他与别人辩论时虽然设了不少圈套，但却并不显得心机阴暗，相反，倒显得他机智能干。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极天真的人。我们欣赏他的文章，往往不是为他的道理所折服，而是被他的聪明机智所吸引。

我们来看看他与齐宜王的一段辩论：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巨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宜王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问齐桓、晋文之事，表面上是在谈历史，实际上却是在借历史表明自己的“所欲”他要像齐桓、晋文一样成就霸业。当然，他一定知道孟子是倡“王道”而反“霸道”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与孟子谈“霸道”问题，于是把这种想法打扮了一番，以谈历史人物的面貌出现，若孟子不察他的用意，与他大谈齐桓、晋文，孟子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

但盂子岂能在这样的地方掉以轻心，对他的真实用心疏忽大意他看穿了宣王的用心，只一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轻轻地就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注意，孟子这句话，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云云，实际上是在警告齐宣王我是仲尼之徒，你拿这个问题问我，是失礼不敬的但若话就此打住，语气就太生硬、太冲撞了，双方就僵

住了，所以，下面又接以“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好像前面所说的，不是警告，而只是证明自己不能谈（注意，不是不愿谈——孟子就是要巧妙地把不愿谈转化为不能谈的原因。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借口是孟子编造的，仲尼之徒何尝不谈桓、文就是孔子，也大谈桓、文，《论语》中孔子就谈及齐桓公、晋文公，更多的还谈到了管仲，并以“仁”许之。这一点，齐宜王也未必不知道，但孟子既已严肃地这样说，他也莫可奈何。孟子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后，顺势乘虚而人“无以，则王乎”——不能谈猫道了，我们今天谈谈王道如何把主动权、话语权都抢了过来，孟子的这种做法，倒真有些“霸道”，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再看下面这一节。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从“王发政施仁”起，一连串用了五个单句组成的排比句，写出了天下归心的大局面，真有百川归海，风起云涌之感。这显然又与孟子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及因此而来的充沛的激情、浪漫的情怀有关。他文章的气势足以感人，而这气势确实如他所说，是来自于他内心道德上的“浩然正气”的。像孟子的这种辩论特色，更多地显示出其个人性情及文学性的一面，我们从中读出了辩论双方的心理活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攻与守的变化，机关与陷阱的埋设与避让，自我情绪的表现与对对方情绪的控制，说话分寸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在排比、比喻、反诸、寓言故事等众多手法中体现出来的文章的气势，说理的形象性、生动性、情感性。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孟子在辩论时耍了一些花招，但他所说的，都是“正当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道德之言，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狡诈，只会佩服他智慧。这又是《孟子》一书的道德价值。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一部论理著作，《孟子》的逻辑性，说理的严肃性、

真实性却有相当的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逻辑错误，在《孟子》中有不少，比如下面：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认定的角度说，我举双手赞成孟子。我们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无道的人《当然，孟子这里原是指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而且，得道的人，应当在“得道”的同时，“得到”众人的帮助和支持；失道的人，也理当为人摒弃而使之付出“失道”的代价。

但这里只是说“应当”，“理当”，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不能说“一定会”。道德诉求并不总是转变为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及道德行为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结果在前方等着。（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实行“道德”，就是冲着那已预设好的利益而去的，那么，“义”即是为“利”，这种行为本身也就不再是道德行为）况且，“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关汉卿《窦娥冤》）也是常见的社会现状，冤的不仅是一个窦娥。即以孔子、孟子自身而论，他们算是得道之人了吧？但他们一生的遭遇又如何呢7还不是处处碰壁，为人所拒何曾多助过？我只看见拆他们台的小人小政客一拨又一拨，不见什么对他们捧场的人。说句不招人喜欢的话，假如孟子再生，就是新儒家们，怕也不一定会去助他，那么倒霉的人，连个学界祭酒都不是，助他有什么好处吗？不得道者，也不一定就寡助。大盗柳下跖手下的人据说也是“三千”，和孔子的门徒打了个平手（庄子说他“盗亦有道”，但此“道”与孟子的“道”不能混淆），鲁哀公不能算是得道明君吧？但鲁国人谁敢不服从他？孔子恰恰是带头恭敬他，抬举他，辅助他，引导大家忠诚他。只可惜鲁哀公还不大稀罕。

所以，孟子这一段正气浩然的道德之论，虽有极大的感染力，以至几千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