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诗的山水与田园情趣合流

中国山水诗的山水与田园情趣合流

摘要中国山水诗是在魏晋时代经过庄、老玄学浸濡而产生的，因而其显现的特质必然反应出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哲学旨在追求人的精神从世俗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其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修养。例如：通过“虚静”和“忘我”以超越人间世俗而回归自然。所谓的“虚静”、“忘我”，就是排除分析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及情绪性的感情活动，俾使个人的精神摆脱一切的束缚。由此去感应万物万象，从而把握自然的本质。这种虚静、忘我的心境去直接感应物象的活动，是一种审美性的观照，是一种美感经验的精神状态。自然山水在这种审美观照之下，可以自适其性、自得其所、自陈其貌。然而在盛唐时期大量创作的田园情趣合流之作，给中国山水诗另外开辟了新的途径，得以成为唐代山水诗的主流。

关键字山水田园隐逸

说起“山水”、“田园”等词的时候，不得不会让人想起“恬淡”、“自适”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背后很容易就会使人联想到陶渊明、王维、孟郊、韦应物、白居易等等名字，他们既写田园诗，也写山水诗，，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的山水诗都含有田园情趣。所谓的“田园情趣”并不是指诗中一定有田园风光，农家事项，而是指像陶渊明

的田园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若“牧歌式”的，恬淡、自适的情趣。而这类诗在盛唐盛行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对陶渊明的追慕，而是由于隐逸之风在盛唐的盛行。

隐逸是魏晋以来时局混乱，士大夫或为避难全身，或为离自适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在盛唐时期乃是治世之秋，正是有志之士通过仕途大展雄心抱负的时机。然而就在仕进者如潮的同时，却存在着一股隐逸之风。这不得不归因于自李唐开国以来，皇室对隐士的礼遇，经常临幸、礼聘，或封赏、嘉奖闻名的道士和隐士，以便笼络人心，点缀太平，以示“天下归心”。于是有心入世者，也可以利用这种情势，以隐者的声誉和姿态，走“终南捷径”，以登庙堂，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可以获得“高士”美名，以此沽名钓誉。统治者以隐逸为高，更是激发了在朝官员对山水田园的爱好，在那样的一个盛世，也给他们提供了寄傲山林的生活条件及环境。因此，山水田园既可以是“终南捷径”，亦可以是修身养性或是政治失意的归宿。这种崇尚隐逸的风气，自然会引起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追慕。从追慕其隐逸之志，以及其高洁不群、任真自得的人格，进而欣赏他表现田园情趣的诗。而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能经由几百年的隐晦而重见光明，一方面由于当时隐逸风气盛行，诗人对隐逸的歌咏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由于是个发展到盛唐，一臻至完全成熟的阶段，是人们开始重新发掘并重估诗的“过去”。就是在这种重估过去的过程中，配合着隐逸的诗潮，陶渊明的恬淡、自适的田园诗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陶渊明的田园诗卓然不群的特色，不仅在于写景不着意于外在的刻画，乃是随意点染，更重要的是其诗中不但有田园风光，还往往流露出一份诗人的生活与田园相即相融的田园情趣。这份情趣揭露的是诗人的悠闲与自适的人生态度和清高真淳的品德。孟浩然的“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李公园卧疾》），正足以代表当时陶诗中流露的田园情趣的欣赏时的钦慕的态度。而陶渊明的田园情趣往往就蕴含在他的随意点染的乡村景象里。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田园风光之纯美，并流露出诗人安闲适意的心境以及人与自然无间的融洽。而这种朴实自然，毫无雕琢的诗歌意境当然不能在当时崇尚华丽辞章的文学环境中受到重视。一直到唐开元盛世，由于壮阔的时代气魄，丰富的生活内容，以及丰沛的思想感情，已不是雕章琢句的技法所能表现的，这必然要在诗歌的表现艺术上寻求一种突破。诗人开始重视个人性情人格的流露，只有到这时，陶诗的艺术价值才能为人充分的理解，陶诗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并且成为“王、孟派”诗人所追慕的对象。陶诗中洋溢出来的恬淡和自适的田园情趣，成了他们重要的创作资源。诗中呈现的是山水的恬静与安详之美，流露的是诗人休闲、自适的心境。这类山水诗在王维的影响下，画意最浓，画中常常浮现的是一片诗情，令人吟咏，回味无穷。

唐代这些“王、孟派”诗人，不仅仿陶渊明写田园诗，也将陶诗中的恬淡、自适的情趣融汇在他们的山水诗篇中。虽然他们的艺术面貌各有特色，但在诗中呈现的山水画里面，蕴含着各自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这一点都与陶渊明相似。而在初唐的梁、陈余风后，将陶

渊明所吟咏的田园情趣与大、小二谢发展的山水题材结合起来创作与田园情趣合流的山水诗者，当首推孟浩然。

孟浩然的诗摆脱了初唐的应制、咏物等的狭窄境界而抒写个人抱负的作品为主，因而也消除了初唐多数诗人作品中的那种婉媚纤细的作风，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这当然和他并非宫廷诗人的身份有关，不必和王公贵族奉和酬唱，因此可以写出深具个人风格的诗篇。但是孟浩然将其田园风情注入他的诗中无不与他的“隐士”生涯有关。孟浩然虽然参加过进士考试，也向张九龄干谒过，而他的一生未曾正是入仕，不论其前期是为了出仕而隐鹿山门，还是后期因为落第以及求仕未遂不得不隐，在同时代的诗人们的心中，他都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隐士”。由于身处一个仰慕隐逸的时代，孟浩然因其不仕的“隐士”身份而享有盛名。李白就曾以礼赞的口吻，恭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赠孟浩然》），而孟浩然也颇一个人的意义自许。从他的“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可以看出，还自觉地效法陶渊明，同时还学陶渊明写田园诗。孟浩然在乡间居住时写的一些山水诗，就融有陶渊明诗所有的恬淡与闲适的生活情趣。如“谷中闻钟声，林端识香气”，“石门殊壑险，篁径转森邃”等，写景的精工都肖康乐。但是谢诗中有事插入庄、老名理的诗句，以示其览景悟理的心路历程，而孟浩然在诗中插入叙事，以表现其恬淡自适的生活情趣。如“法侣欣相逢，清淡小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野老朝入田，山僧夜归寺”，乃是其游览过程中生活情趣的真实写照，就如陶渊明于田园诗中写他与

老农话桑麻是一样，因为是生活中的点滴，所以令人感动亲切。诗人不但让我们感受到田园之美，也让我们接触到他的悠闲、自适的心境。

孟浩然是当时少有的布衣终身的诗人，但是他生前身后都盛享诗名，代表的正是盛唐诗坛重视诗歌含有个人风味的开始，而他的与田园诗情趣合流的山水诗，正是所谓“梁、陈余风”已经基本上扫尽的最好证据。

当然，真正把与田园诗情趣合流的山水诗带至最成熟阶段的，并在王孟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还是王维。

王维盛享诗名与开元、天宝年间，早年即受太宗赏识，在宫中又深得岐王的喜爱，一如宫廷诗人，写了不少应教、奉和之类的宫廷游宴之作。但是他却成长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又身处一个隐逸之风盛行的年代里，对其生活态度必然有一定的影响。王维大半生都过着亦官亦隐的居士生活，先有终南别业，后有蓝田辋川，在清幽静美的环境里，写了许多含蕴田园情趣的山水诗。即使在从政的早期，王维已经在山水的歌咏中表现了他娴静、恬淡的心境。其中他的《登河北城楼作》一诗，除了让读者对诗人所览之景窥一大概外，往往附之以怀古、叹今、发愿或悲己之情，可是王维这首诗，却让我们随着他悠闲的视镜，回旋浏览于一片安详和美的景象间，感受到他与广川一样的娴静的心情。

历来诗评家对王维最普遍的赞誉，乃是他写景如画的艺术表现。这当然是由于王维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言语技巧的诗人。苏东坡的名句“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