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_以尚贤使能为政_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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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义霞( —

),女,安徽濉溪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第 期总第 期 齐鲁学刊Q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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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以尚贤使能为政”的政治哲学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

摘　要:“以尚贤使能为政”是墨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墨子把“尚贤使能”视为为政之本,并且具体阐释了其必要性和具体办法。墨子的“以尚贤使能为政”与其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并与“天志”、“尚同”、“贵义”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以尚贤使能为政”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圣贤情结和人治理念。

关键词:墨子;政治哲学;尚贤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X ( )

与孔子代表的儒家一样,墨子也主张“尚贤”,“以尚贤使能为政”便是这一主张的集中体现。作为墨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以尚贤使能为政”不仅具有浓郁的墨学特色,而且凸显了墨子政治思想的精髓。因此,诠释“以尚贤使能为政”不仅是了解墨子政治哲学的必由之路,而且对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一、“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

墨子是下层民众的思想代表和热心公共事务的社会活动家,他体恤民情、深谙时事。于是,墨子一

针见血地指出:“贫且乱政之本。”[ ](《非儒下》)“贫且乱政之本”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贫、乱、寡和不相爱是为政的难点和障碍,只有从根本上杜绝这些现象,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崇尚务实精神的墨子把经济环境和物质条件纳入政治哲学的视野,视国家和老百姓的贫穷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墨子从社会底层走来,对老百姓贫困、饥寒的生活境遇充满同情。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

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

非乐上》)在墨子所讲的民之巨患之中,如果说贫和饥属于经济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话,那么,乱则含纳了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内容。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乱更显得迫

切和突出。同时,贫和乱最终又导致了人口少(寡):一方面,贫和乱的社会环境及其恶劣的生存条件导

致人丁不旺;另一方面,国与国、家与家的相攻相伐导致人口锐减和远者不来。总之,贫、乱和寡是国家治理的瓶颈,改变这种局面是治理国家的天字号的头等大事。

其二,为政的目标是与贫、乱、寡相对的富、治、众,其中既有大利———天、鬼、百姓之利无所不利,又有天下太平、国家百姓富足和人丁兴旺。弄清为政的难点和障碍、确定为政的目标,是治理国家的第一步。墨子强调,正如医生治病必须知道“疾之所自起”一样,治理国家始于“知乱之所自起”。进而言之,古代的王公大人都想把国家治理好,可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是故国家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

于众贤而已”[ ](《

尚贤上》)。在他看来,王公大人满怀着得富、得众、得治的美好愿望治理国家,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这种动机与效果相差悬殊的原因是没有任用贤能之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按着墨子的说法,贤良之士与国家之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循着这个逻辑,由于贤良之士的匮乏和欠缺,尽管王公大人愿望良好,也会出现“不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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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的后果。鉴于国家的治乱关键取决于贤良之士的多少,墨子得出了如下结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上》)在此,墨子把“尚贤”奉为政之本、把国家治理和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于贤良之士的身上,而且发出了“以尚贤使能为政”的呼吁。在墨子那里,“以尚贤使能为政”既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也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和实际操作。

墨子强调,为了使“以尚贤使能为政”落到实处、真正贯彻“尚贤”的原则方针,必须打破尊卑贵贱的等级界线、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为此,他一再强调:“不党父兄,不偏官长,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尚贤中》)“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尚贤上》)。墨子对“以尚贤使能为政”如此器重,是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具备的道德素质和技术能力符合为政的需要。

总之,在墨子的政治哲学中,不论是为政难题还是为政目标的设立都体现了“以尚贤使能为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他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更是直接伸张了“以尚贤使能为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使“尚贤”在四个政治哲学之本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切实的落脚点和最适当的入手处,进而在整个政治哲学中占有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在墨子的论述中,一方面,不能“尚贤使能”与贫、乱、寡息息相关,是这种不理想的社会现实突出了“尚贤使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尚贤使能”与富、治、众如影随形,贤能的价值是为社会带来大利。这些与儒家企图通过尚贤推行德治的目的不可同日而语,也是理解墨子尚贤主张及其墨家思想独特性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二、

“尚贤使能”与功利原则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尚贤”,其理论初衷却迥然不同。这从墨子对“尚贤使能”必要性的阐释中即可见其一斑。此外,受“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真理观的影响,墨子的政治哲学及政治目标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决定了作为为政目标和操作手段的“尚贤使能”必然带有不可抹杀的功利性。其实,“以尚贤使能为政”是墨子功利主义原则的具体贯彻和运用,从中可见墨子对功利的追逐、功利主义的处世原则和思维逻辑。

首先,在墨子对“以尚贤使能为政”的必要性的

说明中可以看出,从理论初衷和行为目标来看,墨子之所以主张“以尚贤使能为政”以及统治者不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不是道德廉洁的表现,而是利的权衡。墨子认为,任人唯亲不仅挫伤了人们上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伤财并引起社会财富不均。与此相反,任人唯贤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后果与任人唯亲形成强烈对比。从功利的角度看,“尚贤”不仅可以获取天赏,而且还可以使国家百姓得利。因此,墨子强调,任用贤者、“以尚贤使能为政”能使贤者、国家到个人获利。既然“尚贤”对于政治、经济、宗教、外交和国家、官府、邑里以及天鬼人都有利,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举,难怪墨子奉之为政之本:“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尚贤下》)其次,从具体措施和实际操作来看,为了不分亲疏、门第擢举贤能之士,墨子呼吁撇开门户、等级观念,力排任人唯亲,尤其建议对贤德之人“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尚贤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在此,墨子强调:“过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否则,“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言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 ](《尚贤中》)。有鉴于此,墨子把爵高、禄厚和令断视为“尚贤使能”之三本。透过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在“尚贤使能”的具体方法和行政措施上,墨子的一个指导思想便是提高待遇,用利来笼络人才。在贤者的待遇中,墨子始终把经济待遇和物质利益看得很重,反复申明只给贤者空名而无实际好处、有名分还不够,社会地位一定要伴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才有意义,这便是:“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 ](《尚贤中》)关于治国方法,热衷功利的墨子把利之诱导视为为政之方。他指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 ](《节用中》)如此看来,治理国家非常简单:“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 ](《尚贤上》)一物即利。这再次表明,在墨子的治国措施和行政方略中,利是一个重要的法码和手段。当然,在被示以利的人群中,贤德之士占据显著位置。

再次,从行为后果和社会效应来看,“尚贤使能”会使社会收效无穷。其一,墨子设想,根据所染原则,人们看到贫贱者被重用之后,受利益的驱使,会产生连锁反应———富者和近权者不再居高自恃,贫贱和远权者也不再自暴自弃,大家都在争先恐后、自强勤勉,从而收到赏善罚恶、劝善教化的效果。其二,由于贤者具有非凡才能和一技之长,任用他们可以使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百姓丰衣足食、远离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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