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军万马中纵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将军王明贵下

“千军万马中纵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将军王明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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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在抗联教导旅苏联境内营地的王明贵将军

可以看到当时抗联部队已经换穿苏式军装并佩带苏军军衔。他们同时拥有三个番号–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和苏联远东红旗步兵第八十八旅。多重的番号反映着这支部队在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上独特的地位。

王明贵当时担任国际旅教导第三营营长。

这段经历还引出后来一段“王明贵被周总理批评”的趣事。有人这样描写这段事情–

“那一年，周总理陪同金日成来访问，王明贵组织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敬礼，报告，欢迎，一切组织的井然有序，完毕，上去搂住金日成的脖子，说，老金，可想死我了。在东北抗联改编的苏联远东红旗第88旅，金日成是一营营长，王明贵是三营营长。后来，周总理批评了王明贵，因为金日成不是当年的营长，而是国家元首。金日成回国后，给王明贵发来两车皮苹果，王明贵都分给部队了。”

入苏这段经历对王明贵影响应该不小，对苏联正规部队环境的熟悉，使王明贵一度担任解放军最早的步兵学校副校长，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挨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一度作了校长，王明贵应该也可以算是“儒将”了，但是，这位将军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没有那样温文尔雅，他们对他的评价竟然是–

“狞猛”。

在今天的日语里，这是个通常用来形容史前怪兽的词儿阿。

在《啊，满洲》一书542到543页，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留写有一篇《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

这里面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北原在一九四三年（昭和18年）曾带营林署的采伐队到汤旺河负责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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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满洲》一书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这些日伪林业官员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在战地一样。”“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三千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样的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举手之间都可能发生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

之所以造成他们这样紧张，原因是“在诺敏河和汤旺河之间，是狞猛的‘匪贼’的巢窟，尽管在森林警察队警戒之外，在（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作业期间也要求日军前来驻屯，但是‘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仍不时发动夜袭，惨杀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象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

结果，在王明贵等抗联部队的不断袭击下，最终北里虽然十分努力，“血枯，肉削，几度昏倒”，但是任务“到底完遂不可能”，“如此苦心生产的木材，在还没能供军队使用上的时候，就战败了。”在哈尔滨国立饭店听到天皇宣布战败的“玉音放送”，百感交集的北里等人忍不住趴在地上“号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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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中对于王明贵将军“千军万马中纵横”的描述

其实，王明贵将军要是活着，听到这个日本人的话恐怕要大呼冤枉。

因为1942年抗联的作战方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赵尚志的牺牲和对最新敌情的了解，抗联逐渐意识到在日军将数十万关东军主力调集北满，又大搞开拓团和集团部落的情况下，重建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已经不现实。因此，抗联教导旅主力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入以小部队入境袭扰和谍报活动，特别是实施对苏满边境日军阵地配置情况，兵力部署等的侦察，加强地下组织，以便配合盟军未来对关东军的作战。

在这些小规模的入境作战中，王明贵，刘雁来，徐泽民等都十分活跃，但其具体行动至今尚无完整记述。汤旺河地区是王明贵将军早年战斗的地方，他率领小部队入境的时候，在这里建立秘密基地并活动不奇怪，但要对付的主要目标肯定不是日本人这个林业工作队，搂草打兔子地打几仗，干扰一下敌人的开发活动，顺便弄点儿给养恐怕是有的，把北里等人逼到这种地步大概王明贵自己也没想到。

对王明贵部队这一阶段活动地描述，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

大兴安岭》（《啊，满洲》第549页）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北里1938年开始在诺敏河林区任职，当时周围还有马占山余部在活动。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当地就只有抗联在抵抗了。以几十人就牵制住三千森林警察队，对于这位“狞猛”的中国将军，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北里仍然表现出了由衷的钦佩。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很多人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在1940年杨靖宇将军殉国后便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他们始终在敌后孤独而顽强地战斗着。说他们孤独，是因为抗联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说他们顽强，是因为抗联在东北境内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实际上从未停息。例如，在《啊，满洲》的691页，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的回忆文章《通河县副县长尾原势一君的最后时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当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我方资料，这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便是赵尚志将军亲自部署潜伏，由杨春，杨振瀛父子两代经营的抗联北满（通凤）交通总站。起义部队一度占领通河县城，并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敌军镇压最终失败，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战败之后，中村贞成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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