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晋书研究之比较

2012

摘要：《晋书》是我国历代正史中唯一被称为“御撰”者，但是因其取材、议论等方面的缺陷，历代都有学者对其提出批评并进行补充、纠谬，而明清两代学者在此方面尤其突出。但因两代思想控制程度和学术环境不同，其研究的重点也有很大区别。

关键词：《晋书》；明清；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2-062-03

作者：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河南，商丘，476000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鉴于前修《晋书》问题繁多，“虽有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不足为信史，遂颁《修晋书诏》，令以臧荣绪书为蓝本，综观他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

①，重修《晋书》。二十二年（648），新书成，此后所参考诸家书逐渐失传，新书遂成为后人了解两晋历史的唯一权威读本。但因成书过速，所参考诸家书中的许多问题亦被新书大量收录。因此，从唐开始就陆续有学者提出批评意见，如刘知几《史通》从取材、文笔等方面批评新书，称其多采“诙谐小辩”、“神鬼怪物”以为功的作法与魏之《皇览》、梁之《遍略》无异，“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②，而所收录的刘伶、毕卓等“酗酒、悖乱、乱德”之人，不利于宣扬封建纲常，文笔采用魏晋之赋体则“无异加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全面展开批评。刘知几后，宋元明清历代皆有不满《晋书》者，其著名者如宋晁公武称《晋书》“丛冗最甚”，所取皆“诞诬”、“诡异谬妄”之说③；明梅鷟称其“除去事实，其余只是一部小说”④；至清朝，这种批评达到顶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称《晋书》于评论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之际完全失当，其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采择“忽正典而采小说”、其取材“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故认为唐《晋书》“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⑤，全面否定了该书的价值。

在否定《晋书》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历代皆有学者对之进行发挥，而明清两朝此类学者和文字最多。单就明清而言，两朝学者的文字又有很大区别。

一明清《晋书》研究的区别

明清两代从事《晋书》研究的学者和文字，都为数众多，时间延续亦长。明朝的相关工作从嘉靖前后开始，直至明亡，出现了茅国缙《晋史删》、唐顺之《两晋解疑》、蒋之翘《删补晋书》等十余部专门著作。而评论晋史者更多，据蒋之翘收录，从明初的刘基、丘濬至明末的谭元春、陈子龙，评论晋史者共计49人，贯穿了整个明代。相对而言，清朝研究《晋书》者更是为数众多。据马与龙统计，其著名者有顾祖禹、顾炎武、惠栋等30余人，其成绩突出者如洪亮吉《东晋疆域志》纠正了原书《地理志》重西晋而轻东晋的不足，《十六国疆域志》更是采纳诸家之言，再现十六国的疆域及地名变化，改变了对两晋地理的混乱认识；而周济《晋略》则大量删减原书中荒诞不经之言，将原书简化为六十六卷，皆是可供后人“择善”之作。虽然两朝的相关著作都优点众多，但其侧重点却完全不同，总的来说，明清两朝《晋书》研究的区别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体例方面，明人多从原书中勾稽不同性质的内容以成新书，其体例较为自由、多样；而清人更多则是借助考据手段，具体的补充诸如地理志、艺文志、表等细节。

明人的研究成果，根据其具体需要，可以分为纪传体、问答体、国别体和特殊的民族体数种，在相同的体例下为不同的目的又灵活采用不同的手法。如纪传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为茅国缙《晋史删》和蒋之翘《删补晋书》。二人皆采用原书框架，但茅氏为表明其对晋史和晋代人物的不同评价，将其位置进行调整。如原书《四夷传》置于《列女传》后、《叛逆列传》和《十六国载记》之前。茅氏认为此举无法突出边疆安危对王朝统治的重要性，遂仿欧阳修《新五代史》改《外国列传》为《四夷附录》的作法，将之重新置于《十六国载记》之后。虽然仍称之为“传”，但无疑是取欧阳修“附录”之意。蒋书亦是照搬原书体例，但以眉批的形式，在重要史实处将自唐以来的相关议论予以罗列，并作出自己的评价。除纪传体外，问答体有唐顺之的《两晋解疑》，以夫子和学生的问答形式，重新对两晋历史的十七个重大问题进行诠释，其中不乏与传统观点相悖者。国别体有王涣《两晋南北奇谈》，分卷记载了两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陈及北朝齐的历史。民族体则以张大龄《晋五胡指掌》最具代表性，其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载了匈奴、鲜卑、羯三族建立的十国，下卷记载了由羌、鲜卑建立的六国。

与明人相比，清人体例则非常单一，除清初少数著作如郭伦《晋记》、周济《晋略》受明末史学特征影响，能对原书体例、内容作出调整并有所评论外，余者绝大部分都为补充表、志类的考订性著作。如补表的有万斯同为各国所作年表、世表十六部，练恕的《西秦百官表》，周济的《甲子》、《州郡》、《割据》、《执政》和《方镇》五表；补艺文志的有文廷式、吴士鉴、丁国钧、秦荣光、黄逢元五书；补地理志的有毕沅、洪亮吉、方恺等数部；以及数量最多的考证原书材料失误的著作，如孙人龙《晋书考证》、劳格《晋书校勘记》、吴士鉴《晋书斠注》等，皆是在原书体例下进行补充。

其次，内容方面，明人研究并未脱离原书范畴，只是根据需要，或有选择性的摘取，或删减，或议论，少有考证、补充著

明清两朝《晋书》研究之比较

王传奇

作；清人则用功较多，通过参考他书补充原书所缺。

受本朝学术风气影响，明人相关著作中的学术性质较淡。如王涣《两晋南北奇谈》开篇即言其书乃是为“论席生风，斗珍战玉”而作，故所取内容皆是两晋社会的奇闻异事、谶纬、风俗等奇异之事；唐顺之《两晋解疑》、钟惺《晋史怀》受明中期以后王学左派影响，于评价两晋人物之际，好发与众不同之言，如称秦桧有息民之功、冯道和蔼温柔、晋惠帝为聪颖之主，等等。而真正从学术角度对原书进行删补且成绩突出者，唯有蒋之翘《删补晋书》，其书在删减冗文的基础上，参考《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对原书进行补充、纠缪，“凡节原文者十之四，正其舛误者十之三”⑥，又以眉批的形式记录了自身及自唐至明学者的相关评论共千余条，具有极高的价值。

与明人相反，清人相关成果的学术价值则非常突出，不仅纠正了原书材料的失误，更通过其增补类的著作为后世了解两晋时期的历史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以封爵为例，两晋时期因政治混乱、战争繁多，爵位设置往往立而旋废、废而复立，以至于“先后错出，名号各殊”，民国时秦锡田即曾指出其混乱状况之严重：“泰始之二十余王，既罕详其胄裔；永嘉之四十八王，更莫稽其名位”⑦。这种混乱状况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而万斯同、赵在翰等人的补充工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相对于封爵状况，《晋书·地理志》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东晋地理，因北人南迁，在南方设置了许多侨置郡县，这些郡县废置不定，而本志记载非常简单，导致后世无法清晰了解两晋地理建制。毕沅首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其《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指出原志中存在史料参考不足、史事记载混乱（主要包括省设置不同、郡废置不同、州罢立不同三种）等问题，然后在原志基础上，引用“郦道元、沈约、司马贞、张守节、李善所称述书凡二十余种，益以魏王泰、杜甫、李吉甫、《乐史》、李敏求诸书事涉典午者”⑧，将自汉以来至两晋天下诸州的建制变化、统辖郡县、户口数目等情况进行补充。

在毕沅影响下，洪亮吉续作《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两书，前者参照《元和郡县志》、《乐史》、《六朝事迹》、《太平寰宇记》、《水经注》等二十余书，以东晋地域最广的安帝义熙时期地理为断限，将之分为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侨州实郡、遥立州郡、侨州郡县五类，除分类记录了不同郡县的设立、罢黜时间及所辖范围有无、人口集散等情况外，还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山川、邑里、乡堡、台殿、宫阁、园林、冢墓等情况，解决了后代不了解东晋地理的状况；后者的价值更为突出，十六国地理沿革因政权交替频繁及地名相互借用、诸家书亡佚等原因，更为混乱，即使是郦道元、《乐史》等书记载亦存在相互抵牾之处，洪亮吉该书通过比较诸家说法，对十六国地理进行整理，求同存异，最大程度地弥补了前人记载的不足。

除补充原书不足外，清人还对原书中存在的大量材料失误进行考证。如孙人龙《晋书考证》在每卷之下分条罗列了本卷的失误并进行纠正，每条于其先以小字注明某卷某页某行，然后引用原文数句，再进行补充和纠误，对不同版本《晋书》的阅读者都很有帮助作用。此外，劳格《晋书校勘记》引用《魏书》、《宋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十余部书纠正原书失误，吴士鉴《晋书斠注》同时兼顾前人和本朝学者研究中的不足，以小字将考订内容补充于正文间，其文字性质包括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阙、广证、存疑十例，都是清代相关成果中的精品。

第三，思想方面，两朝学者都强调史学的经世作用，主张取材当注目于“善足以奖劝，恶足以劝诫”者，希望能借历史为现实提供参考，但实现这个目的的具体做法，则完全不同。

相对而言，明人更勇于议论，将晋史与本朝中后期政治混乱的现实相结合，其针砭现实、批评当代的色彩更浓。在蒋之翘所引用的四十九位评论晋史的明代学者中，世宗朝以后的学者达三十余位，他们的议论都从不同角度影射了明中后期的政治弊端。

在导致明亡的诸多原因中，最主要者有二：朋党、臣节不忠。而明人相关议论也大都围绕此二点展开。

如以朋党问题为例。蒋之翘《删补晋书》中即存在大量讨论朋党危害的文字，如《任恺传》称：“昔人立朝，□欲必无党、不爱官、必无欲。是天下事未有不坏于朋党者。但小人之党最浅露，故其祸近而党亦易破。有一种阳君子而实行小人事者，其党尤牙盘根据，固不可拔。当中者能弗忧之欤？”不仅指出党争的祸患，又将朋党分为君子、小人两种，且认为君子党与国家的危害更为严重；又《卻詵传》引用钟惺议论道：“大纵古国，亡于党祸，人人知之。詵‘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云云，此亡国之象也。以躁进始，以亡国终，可畏哉！”指出朋党之根源在于“争竞”，而争竞又起于争夺名利。故在《刘弘传》中，蒋之翘提出解决办法：“……绝无一点纵横习气，全以安天下、尊王室为心……善乎，弘之言曰：统天下者宜与天下同心……”认为为人臣者当以“纯臣”自处，宜全心安天下、尊王室，不可以一己之私违抗天下之“同心”。

两晋时期，朋党问题本不甚严重，但于明朝则危害极大。明自万历朝朋党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当时有东林、浙、楚、齐党相互倾轧，神宗以后又有东林与阉党相斗争，遂使国事一败涂地，故明末夏允彝曾言：“夫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而后已……精神智虑，俱用之相倾相轧，而国事遂不暇照顾，坐误总社。”⑨蒋之翘等人将晋史中本不甚严重的朋党问题扩大化，无疑是将之与本朝政治相联系。

与朋党问题相关联，即是臣节问题。两晋臣节不振，叛乱者代代有之，蒋之翘等人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如何借史书为后世树立忠臣观，蒋之翘在《韦忠传》中引用杨以任言道：“我辈论人当在成败之外，自立当在祸福之外”，主张论人当专论是非而不计成败。蒋之翘等人采纳了这种观点，在《删补晋书》中，一方面严厉批评乱臣贼子的篡权行为，如反复称司马懿为“老贼”，称司马师、司马昭为“奸种”，并不因其为晋开国帝王而有所避讳；另一方面在《景帝本纪》中为被《晋书》定性为“叛逆”的毋丘俭、文钦、诸葛诞三人辩护，称：“毋丘俭、文钦之讨师，诸葛诞之讨昭，《春秋》诛乱贼共义不□，独伤其忠大而才小，□□而功丧也。”“诸葛诞事虽无成，不失忠义，亦人杰也。”希望以此使人臣有所惕励，知公道自在千年之后，不可以一时小利而遗臭万年，这种作法显然亦是针对明朝诸臣而言。

与明人直接将晋史与本朝史事相联系的作法相比，清人则少这方面的勇气，其作法更多是在帝王既定原则的基础上，以晋史来印证帝王论断的英明和本朝统治天下的合理合法，以维护现状为己任。

如对君主的评论，清代除少数受明末思想影响的学者外，大部分人都以康熙“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作法的影响，很少再明显贬低两晋帝王，甚至为某些昏庸皇帝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