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

第33卷第6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6 2012年6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un.2012

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

谢水顺

（湖南科技学院 法律系，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难成一家之言，但其精微细致处也比较精彩。

关键词：柳宗元；民法学；中国古代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6-0013-03

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我国古代思想家刑法学思想丰富而民法学思想贫乏。柳宗元是唐代的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比较突出的法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没有全面、系统地表述其民法学思想的作品，难成一家之言，但把散见于他作品里有关民法学思想的见解加以梳理、系统化，就可以看出其民法学思想也有精彩之处。

有关其民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童区寄传》、《晋问》、《贞符》、《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全义县复北门记》、《送薛存义之任序》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等文章中。有鉴于此，本文欲对柳宗元的民法学思想作一初步探索，以求对柳宗元思想研究的全面性。

一一国所有公民（包括奴婢）

都具有平等的独立人格

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法中的平等，是指主体的身份平等。身份平等是特权的对立物，是指不论其自然条件和社会处境如何，其法律资格亦即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而在唐代，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有“良”、“贱”之分。良即良人，是指普通百姓即士、农、工、商四类，唐代法律规定，良人之间具有相互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贱即贱民，在身份上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两类。官贱民包括官奴婢、官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人等，由重罪罪犯的家属后代子孙转化而来；私贱民包括：奴婢、部曲、客女等。“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作为身份卑微的贱民，她们往往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而奴婢被唐律明文规定为收稿日期：2012－04－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资助项目“论柳宗元的法律思想”（项目编号08C3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水顺（1966－），男，湖南新田人，湖南科技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史学。主人的财产，其子女也是主人的财产，都由主人处分，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但可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有家庭，可以财产自赎，但不得与其他阶层人员通婚，所生子女世代为奴，但奴婢将自己的女儿嫁与他人，竟被视为盗窃主人财产。相对于良人，贱民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其中的某些人如奴婢甚至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只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财产。在唐代，官府虽然禁止买卖奴隶，但禁令徒成具文。

柳宗元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自幼就同情民众、关系民生疾苦、批判统治者苛暴统治。在贬至永州后，身处民众之中，切身体验了民生之艰难窘况，对百姓充满了真挚的关怀和同情。即使后来到柳州，对包括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普通百姓仍是倍加关注。所以他对蓄奴和买卖奴隶现象非常痛恨。在《童区寄传》里，他揭露了当时社会上买卖奴隶的罪恶行径，抨击地方官“因以为己利”而“户口滋耗”。废除奴俗，解放奴婢，是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所进行的一项重大社会改革。唐朝时，岭南一带有“以男女质钱”的落后“土俗”。劳苦农民交不起地租或者是向富豪之家借了高利贷，就得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债主家作抵押，“子本均，则没为奴婢”（无力及时还债赎回，就利上加利，到了利息与债款相等的时候，被抵押的穷家子女就要终身沦为任人驱使、毫无自由的奴婢）。柳州地区曾经出现过“豪家婢妾百余，男仆数百”的现象，许多穷苦家庭破碎了，社会生产受到破坏。一向主张“以生人（民）为己任”的柳宗元决心改变这种恶习。他运用朝廷颁发的“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的法律规定，“革其乡法”，给到债主家服役的穷家子女按时间计算工钱，“视直（值）足相当，还其质”（工钱与债款数目相当，就命令债主把人质释放回家）。柳宗元还“出私钱”帮助一些穷人赎回了被典当的子女。[1]这项措施在柳州一带推行，仅一年时间内，就使上千的奴婢获得了自由。柳宗元的这一改革措施，不仅使柳州许多穷苦百姓感恩戴德，而且受到了直接上司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的赏识赞许，当作好经验在桂管的州县加以推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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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一年时间，便使上千人获得了自由）。柳宗元的朋友韩愈在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刺史任上，也仿照柳州的做法，为数百名沦为奴婢的穷家子女解除了痛苦，成效明显。[2]这就取消奴婢身份，使许多被压迫的奴婢获得了自由。所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柳宗元在《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里，也主张任人唯贤，用人不论出身一律平等，反对世袭特权。另外，他也继承了先秦的“均税”、“薄赋”的思想，提出了“讼者平，赋者均”的主张，认为“宽徭、啬货、均赋之政起，其道美矣”[3]。还有，他在《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掩役夫张进骸》、《宋清传》、《牛赋》、《宋清传》等作品中，公开地蔑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在《非国语・命官》中柳宗元批评了《国语》中的贵族世袭的传统观念：“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非国语（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平等的思想。

二官与民的关系是平等主体

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

在古代，官（府）是统治者、掌权者，民是被统治者、无权者，官与民的关系一般表现为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压迫和剥削关系。但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官（官府）与民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代思想家论及很少，周秦汉唐的舆论，总是把官吏说成是役民者，并喻之为民之父母，是牧养百姓的人，因此，州郡官长称“牧守”、“牧伯”、“牧宰”。所以，中国历史上，都是把官吏看成是役民者，并自喻为人民的父母，是放牧人民的人。而处于唐代的柳宗元却已经有了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早年在长安之时，他就借友人之口说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他到永州后对这一思想理念进行了进一步地发挥，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著名论断：“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庸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庸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之任序》）他认为官吏是民众雇佣的，民众所承担的赋税就是给他们的酬劳。他认为民众雇佣的官吏是执行“司平于我”职能的，对官吏任免、赏罚的权力应在民众手中，就像雇佣佣人一样。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府（官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合同关系，也就是民庸其吏、吏为民役的关系。官吏靠百姓供养，百姓是官吏的衣食父母。这是从合同关系上论证百姓是雇主、官吏是仆役。官是老百姓花钱雇来为自己做事的仆役，百姓是主人，官是百姓的“公仆”，而非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官府（官吏）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安定。所以，官（官府）与民之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也就是受雇人与雇佣人约定，由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报酬（包括服务和劳务）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雇佣关系当事人间的协议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合同法律关系，故具有平等性。显然，他倡导的是一种官民法律地位平等的思想。

在官（官府）与民的雇佣合同中，其基本内容就是民养活官，官受雇于民，官就得竭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役来换取俸禄，为民服务，而不能奴役百姓。官吏是人民通过雇佣合同关系用钱雇佣来办事的。“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送薛存义之任序》）百姓从劳动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的份额来交纳赋税，用作官吏的俸钱。他认为，自古以来，民都是最可怜的弱势人群，但一代又一代的仆人（官或官府）受了主人（民）的雇请，不仅心安理得地拿着主人的工钱，而且还随意消极怠工，甚至随便偷盗主人的财物，而主人对此除了徒叹奈何，竟别无办法。结果，仆人富了，主人穷了；仆人乘轿，主人抬轿；仆人食肉，主人吃糠；仆人坐堂，主人跪地等现象成常态。[4]官（官府）总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处处为自己谋算，见风使舵，专横跋扈，肆无忌惮。所以，民的义务就是拿出十分之一的劳动成果来雇佣官吏，养活官吏，为自己服务。因为官（官府）向来都是强势群体，故在设定权利与义务时，应加重官（官府）的义务，所以，柳宗元对“民之役”提出了政治上经济上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也就是官（官府）应尽如下义务：第一要司法公正，不徇私枉法。“讼者平。”（《送薛存义序》）第二要税赋合理，均平赋税。“赋者均。”（《送薛存义序》）“定经界，核名实。”（《答元饶州论证理书》）第三要保护弱者，营造良好民风。“老弱无怀诈暴憎。”（《送薛存义序》）第四要除暴安良，维护社会稳定。“知恐而畏也审矣。”（《送薛存义序》）第五要秉公办事，不弄虚作假。“不虚取直。”（《送薛存义序》）第六要甘于清贫，忍辱负重，不与民争利。“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送薛存义序》）第七要真心为国荐才。“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封建论》）第八要不怠不贪，不以权谋私。“吏不可受其直，怠若事，又盗若器。”（《送薛存义序》）等等。[4]柳宗元认为，在官（官府）与民的雇佣合同关系中，雇主（雇佣人）可以根据雇佣合同而雇用受雇人，也可以因雇佣关系的解除罢免、处罚受雇人。

三婚姻法律关系主体（婚姻当事人）

之间的关系是门当户对、良贱不婚在我国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就是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相当，结亲很适合。从西周开始法律就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魏晋南北朝时门第等级森严，士庶不婚，隋唐时士族制度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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