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暴力取证(1)

论家庭暴力取证徐祥全（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摘要：家庭暴力严重摧残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但在实践中，其取证方面存在重重难题，理论上也是一个盲点，很多家庭暴力事件并不能得到认定，受害人群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以维护救济，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

应现实需要，本文将通过简要介绍家庭暴力现象，从多个方面分析取证难的原因，同时，以反家庭暴力措施较为典型的挪威为例，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机制，为降低取证难度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家庭暴力；取证难度；挪威经验；解决机制引言：案例①：王芳与李强于1980年结婚，婚后一年多，李强染上喝酒恶习，而且还酒后打人，夫妻关系非常紧张。

面对丈夫的殴打，王芳认为随年龄的增长他会有所收敛，便忍气吞声。

可其逆来顺受反使丈夫变本加厉，从酒后打人到不喝酒也会因家庭琐事而大打出手，并多次出现严重后果。

王芳曾多次萌生离婚念头，可每想到儿子的未来便又隐忍作罢，一忍便是20多年。

200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李强从外面喝完酒回来，找茬要和妻子打架，还准备挥拳打人，因儿子的阻止，李强则重重地给了儿子头部一拳。

之后，气急败坏的李强又跑到厨房拿菜刀，儿子担心出人命，便让母亲快跑，无奈之下王芳跑到姐姐家并病倒。

事后王芳终于决定与李强离婚，于2004年5月10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及相应的损害赔偿，儿子李小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芳与李强自由恋爱结婚，婚后双方在生活琐事上经常吵架，原告王芳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李强实施了家庭暴力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身体所受侵害由被告李强造成，同时被告又当庭否认并坚决不同意离婚。

证人李小强的证言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其陈述的被告李强实施家庭暴力等事实因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而不能单独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法庭不予采纳。

法院综合原被告双方陈述，遂判决不准离婚。

王芳感到非常困惑，夫妻打架，儿子的证言不被采纳，外人如何会知道此事呢？如果没有证据，这20多年的打骂不就等于白挨了吗？家庭暴力到底需要哪些证据啊？我又怎么才能收集到这些证据呢······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王芳面前，同时，也留给众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法律学习者深刻的思考。

数据调查显示②：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在40%到60%之间，其中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的平均少于30%，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平均不到10%.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特征结合我国立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具有自身的特征：第一，暴力对象十分特定，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仅存在家收稿日期：2010-11-19作者简介：徐祥全（1987—），男，汉族，湖北神农架人。

三峡大学政法学院2008级法学专业学生。

庭关系，而且表现为被害人身份的相对特定性；第二，暴力行为有隐蔽性，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鲜为人知，而且一些人错误地将其归为“家务私事”不能外扬，邻居和其他人更不愿干预这种“闲事”；第三，发生非常普遍，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4百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总数超过了强奸、抢劫及车祸受害妇女的总和， 平均每天三名妇女死于家庭暴力，在我国国内，仅以宜昌市秭归县为例③，2009年，其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共3404对，其中，之后要求离婚的有596对，中间存在家庭暴力的占70%以上；第四，暴力行为的发作具有反复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简单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反复的暴力侵犯，其一个周期一般表现为四个阶段，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再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进一步……由于家庭暴力的上述特征，使其与一般的暴力案件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实践中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依，在取证问题上我们也只能采取一般的证据规则，加之受传统错误观念的影响，以及具体操作上的不便等原因，给司法实践中的取证环节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家庭暴力取证难原因分析（一）法律上的不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规定并不明确，且立法分散、原则性强，没有有关证据的采取、认定等方面的专门规定。

立法的不足是导致取证难的最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1）举证难。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取证问题作出规定，而是采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我国刑法上将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定为自诉案件，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主动介入。

但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关系尚未恶化到离婚边缘时，对所受的暴力一般忍辱求全，不会大肆张扬，更不用说向基层组织报告要求处理，以至于诉至法院，需要举证证明暴力行为的存在时，往往时过境迁，已无法举证。

（2）作证难。

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能证明自己亲眼看到家庭暴力的通常是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如邻居、亲戚等，他们有的虽然亲眼见到家庭暴力，但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的传统观念影响，或者受到施暴者的威胁、恐吓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

家庭暴力案件比一般案件的证人出庭率要低得多，而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针对其特殊性，对这类证据的获得采取一定的法律措施，如证人作证场合、证言取得标准的降低等等，使得本来证据种类就不多的家庭暴力案件丧失了一类较有力的证据。

（3）认证难。

我国法律没有对各部门在保存证据方面的职能做一个分工，许多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虽及时向居委会提出劝阻请求，可常常是居委会到现场后，仅是口头劝阻一番，并未以书面调解形式固定下来。

同样，公安机关在接到此类求助时，也重视不够，仅简单登记一下，未作进一步调查。

在法院审理中，仅凭其单方的报警和出警记录，也难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此外，我国法律虽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其条文规定看似很明晰，实则并没有对家庭暴力的概念、构成等予以明确，比如我国法律没有把性暴力规定为家庭暴力的一种形式，排除了性暴力，这是“婚内强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配偶意志而与之发生性行为，是性暴力的一种）”等暴力形式得以认定的主要困难之一。

（二）受害者心理和观念上的排斥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已结束，但一些遗留的观念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1.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受害者不敢也不愿主动收集证据的思想根源。

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出于对男权的敬畏，受害者面对施暴者的残暴行为，通常采取一种隐忍作罢的态度，甚至将过错归于自己，反思自己，而不是收集证据。

此外，一些受害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更不必说亲自来找证据把自己的丈夫送到法律面前接受惩罚。

2.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受害者不愿主动举证的物质原因。

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出于一种“经济危机”而表现出逆来顺受3.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取证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实生活中的文盲多为法盲，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后，受害方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证据，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可以作为法律上承认的证据，也没有求助于法律的意识，导致“取证”和“当事人不配合”这样的错节。

（三）干预力量不足，阻碍取证进程2009年10月19日，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其丈夫殴打致死。

2010 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审判处其夫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个月。

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留给人们诸多的遗憾与反思，定罪纷争之外，受害者生前遭遇家暴的过程，几乎触及到我国目前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所有干预模式的痛处。

警察干预、司法机关干预、医疗干预作为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干预工作的3种主要实施方式，其重要性及遭遇的困境，在董珊珊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1.警察干预“他们是夫妻，就是要离婚，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夫妻”——董珊珊母亲张秀芬称，数次关于女儿遭遇家暴的报警中她得到的回复大致如此，“我们很无助”。

在董珊珊2009年8月12日最后一次主动报警行为中，“警察看了看我女儿的伤，他说要是轻伤我们会马上把你丈夫叫来调解，可如果是重伤，这可要判刑的，三年至十年不等。

珊珊听了就犹豫了。

警察看见珊珊的反应，就说，如果拿不定主意，先看病后报案也行。

”张秀芬对当时的过程记忆犹新。

有学者认为，警察的话实际给了受害当事人一个暗示，在这背后，“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等长期存在于民间的陈规旧理为民警的行为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

警察对与当事人的暗示实质是站在施暴者的立场上，是在维护家庭、施暴者的利益，而没有以受害人为中心。

2008年全国妇联、民政部等中央七部委颁布《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公安机关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负有调解、出警、取证等职责。

但是，学者分析发现，与家庭暴力实际存在的类型、范围的状况相比，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警察的理念更传统、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更窄，其更倾向于把家庭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女性有错误，男性才动手。

对于一般的民警来说，若未曾受过有关家庭暴力的培训，拥有上述错误理念反而显得更为“合理”。

在本案中，受害者曾经8次报警，得到的也大概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之类的回复，就这样，民警们也没有帮助受害者收集证据的意识，只是草草了事而已。

仅有出警记录和口头的调节，却没有详细的讯问笔录等书面证据，证据力度仍然不够。

2.司法机关干预（1）司法上的不愿为。

据调查，社会，特别是司法工作者本身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足。

在“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下，法官办案必然要考虑避免或减少涉诉信访。

尽量压降有角有棱的判决，想方设法实现中国特色的调解。

对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案件，既判决受害人离婚，又判决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来说，判决也许公正；而对加害人来说，面临着双重打击，可能就难以接受，认为法官裁判不公，产生偏激心理和强烈的抵触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加害人就有可能失去理智，走向极端。

这样，法官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不愿和好、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离婚案件，也不愿轻易判决离婚。

因此，法官审理案件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常常让渡于当事人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

与帮助受害人调查取证而使夫妻离婚相比，法院更倾向于做一个取证的“旁观者”。

（2）实践中的不宜为。

这就要提到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征了，家庭暴力多发生夫妻间，发生地多为家里，属私人领地，且这类问题比较复杂，因此，即使司法机关抛开上述观念，在操作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3.医疗干预医疗干预的角色相当重要，医务人员可能是第一个接待受害者的人，第一个获得直接受暴证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