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发展_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_发展_解读_遭遇发展_王为径

第29卷第2期2012年6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9No．2

Jun．，2012

“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

———解读《遭遇发展》［1］

王为径陈世栋

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的确，现代化象征着一种标准化的、透明的、普世的宏大叙事的建立。正因如此，后现代解构主义才应运而生。作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主要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露了现代社会的治理术：通过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记录、区分和比较［2］234病人、犯人或者工人等，从而建立一个类似全景敞视的模型，提供给诸如监视者等少数鸟瞰众人的便利和控制全局的权力。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中对于第三世界发展形成的话语分析方法，恰恰深受福柯的影响。

一、解构主义的目标：

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

在《遭遇发展》一书中，埃斯科瓦尔将福柯关于文件、数据库与分类系统中暗藏权力的剖析，运用于阐释一些国际援助项目的去政治化机制，解构发展话语中隐蔽的权力和知识的统治内涵，揭示第三世界与发展之梦的形成［1］3，及其宣扬者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野心和政治实质。

本书的开始，埃氏追溯至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在福柯的启示下，埃氏洞悉了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的由来———当杜鲁门描绘出第三世界的发展蓝图之时，一系列为了完成发展主义合法化的核心概念就此产生：贫困、平等、生活水平、需求、生产力以及人口等等，这些概念后来被建构为20世纪下半叶乃至21世纪全球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在此基础上，以“贫困”为典型的具有分化内涵的词语，作为西方国家干预第三世界形成的理所当然甚至冠冕堂皇的原因，被广泛使用于大量援助项目。埃氏总结出这些核心概念的终极指向———经济增长与资本富足，并质询了第三世界的构建缘何成为了西方国家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复制。他发现，以干预为工具的“发展”将对社会进路的设想，简化为指导人们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在批判的声音中，基于重新审视社会涵盖的其他领域，巧妙地修正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实践，使之按照资本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逻辑和秩序进行有利于维持“经济”因素主导地位的重组与再定位。在此背景下，他开始关注国际援助项目旨趣的流变：从20世纪50、60年代的饥饿与粮食内容，包括其衍生的营养学家、卫生专家、农学家与规划师权威崇拜，以及土地改革、绿色革命及国家综合粮食和营养计划［1］120等，到20世纪70、80年代农民、妇女和环境内容［1］1，包括其衍生的综合农业计划、全球性知识与本土性知识的二元冲突、主体与大自然的资本化等。

在埃氏那里，第三世界的形成来自西方国家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对象又在逐渐“进步”：从资本的流动，到主体的资本化，再到大自然的资本化。总而言之，如

DOI:10.13240/ki.caujsse.2012.02.007

此援助逻辑的运作好比一个不断挖掘资本再生空间的过程，与此同时，第三世界面临地方文化的被侵蚀与资源的日益匮乏。当传统遭遇现代性、当全球化“发展”遭遇地方的坚持，埃氏提出，要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混杂文化”将成为一种常态，并成为能够消解经济霸权、跨越文化差异的存在，用于重新强调早已被遗忘的终极关怀：“人”。

不同于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对构成“发展”的多个核心概念进行逐一的追根溯源与理论探析［3］，也有别于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着眼于莱索托整个国家项目施行的条件创造、运作过程与执行结果［4］，也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找寻一批国家主导的简单化的、极端现代主义的项目失败原因［5］有所区分，埃氏通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项目的横向分门别类、纵向历史梳理，试图从项目的呈现与比较中，找到此类“发展”的源头、嬗变以及演进结果。对比萨克斯的词源分析，《遭遇发展》提供了更多涉及项目经验层面的有效材料；对比弗格森的反政治机器探究，《遭遇发展》具有更大的野心，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探讨项目成败问题；对比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揭示，《遭遇发展》更清晰地呈现了有关项目的历史线索，以便读者更明确地认识到发生于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项目的来龙去脉。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一系列以解构主义看待“发展”的学者们，他们具有两大共性：第一，他们都借助福柯的话语分析，以阐释援助项目中以全景敞视主义为指导的发展机器的构建方式；第二，他们所代表的解构主义，其批判对象均是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

二、解构主义的土壤：作为变迁的

“发展”与基于管辖的“发展”

在《遭遇发展》中，埃氏为我们呈现了建立在西方国家干预基础之上的第三世界的形成历史。然而，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倘若我们跳脱埃氏在解构主义分析涉及的第三世界空间维度，试图探讨解构主义的现实意义，我们就必须回到解构主义及其所批判的“发展”的源头。

滋生解构主义的第一片土壤，即伴随着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爆发逐渐形成的西方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秩序被描述为现代的、都市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区别于所谓的传统农业社会秩序。可以说，西方社会内源性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性兴起的过程，即作为变迁的“发展”［6］777。然而，现代性也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它们包括市场失控、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以及多元文化的隐没等。对此，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联合与革命［7］，韦伯（Max Weber）将资本主义秩序视为需要打破的“铁牢笼”［8］，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则诉诸宗教与教育［9］。然而，面临当时暴露于社会的显性问题———经济大萧条及其衍生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现象，一些学者试图探讨促使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发展”也由作为变迁的“发展”，走向基于管辖的“发展”。换句话说，当西方国家的人们试图通过提出一种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可替代性方案时，“发展”的意义就被狭隘化了，具有了“通过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补偿资本主义的负面倾向，改善在资本主义成长的内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苦难”［10］116的基本内涵。随着诸如人口模型、创新理论、增长极理论、刘易斯模型等提供了依据和实施路径之后，发展才得以离开理论层面，而在经验层面展开。不容忽略的是，在西方国家，从作为变迁的“发展”到基于管辖的“发展”，多数人逐渐接受了将“经济”凌驾于“发展”涉及的诸如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之上的逻辑，这正是解构主义批判的症结所在。比如，福柯根据国家机器的“安全配置”（apparatuses of security）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对人的控制及对生产力的最大利用［1］，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看到生产和消费对于人的蛊惑与挟制［11］190，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指出了知识作为政治武器的力量［12］，解构主义在抛弃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通过对生产、消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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