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和直接法的差异

法社会学发展历程

法社会学摘要：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法社会学，在其近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发展迅速，与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并列成为二战后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法社会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及必要性，在其兴起的过程中，商业的发展，社会学的风靡，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诞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末期，它主张把法律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以期实现用法律来平衡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功能与目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社会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它的目的是认识社会问题，摒弃对一个社会作出是好或坏、善或恶、进步或退步这种独断的论述，旨在论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改善。法社会学的出现不仅为法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而且也带来了一种对法律认识的新的法律哲学。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它经历了先驱、经典、学派三个阶段，最终跃为与新自然法学派、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并列的二战后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引言 18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应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中或在法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法和法律组织,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写到,法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它起源于社会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强调并致力于探讨地理和气候条件通过社会环境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德国萨维尼和英国梅因等历史法学家强调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关系,试图从塑造着“民族精神”或法的“观念”的社会历史、社会变迁和社会环境中找到法的“真谛”。19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孔德(1798- 1857年)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更是启发了一批学者在社会中研究法和通过法研究社会。耶林、斯宾塞、沃德、龚普洛维奇等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运用孔德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及方法论,解释法的社会根源、社会特征和社会目的,确立了法社会学的某些重要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为法社会学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严格说来,这些研究只能算是法社会学的孕育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法社会学的诞生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主题安齐洛迪(DionisioAnzilott)《法律哲学与社会学》。1892年,意大利学者安齐洛迪(DionisioAnzilotti,1869- 1950年)在其所著的《法律哲学与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法社会学”这一概念。若以此为标志,学科意义上的法社会学至今只有110余年的历史。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一、古代的自然法学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丁以升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一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二

自然法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古代时期至中世纪）一、古代的自然法学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

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５４０年—公元前４７０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西赛罗自然法思想》

《西赛罗自然法思想》 2.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法律是什么。西塞罗认为。“法律是根据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达的对正义和非正义区别，人类法律受自然法指导，保障和维护高尚者”。[10]法律是自然法的具体体现，法的根源是自然法。法不是以人们的意见和意志为基础，而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具有法律效力，是因为它具有道德性，是因为它与自然法相符合。西塞罗在论述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时，主张“恶法非法”。凡是不符合自然法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违背了对人民的承诺的，制定的法令不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考虑的，都不能称为法律，也就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法是判断人民的决议、的命令是否能够成为法律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法规有害，而且还是不公正的，那就是说不存在法律，这个国家就没有意义。在他看来，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们的安宁而幸福的生活。如果说法律可以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那么，要想区分好的和不好的法律，只能以自然为标准。我们遵循自然法，不仅是能够区分合法与非法，而且能够区分高尚和丑恶。三、自然法的特征第一，自然法是最早的法。“自然”、神明都是自然法的来源，它的内容是理性，人和神共有的特性是理性，而神是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创造者，因此，自然法是最早的法。这是理所当然的，它“适

用于所有时代，产生于任何成文法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于任何国家形成之前”。也就从根本上说明了，自然法的产生早于成文法，而从产生时间来说，它却比成文法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第二，自然法是至高无上的、正确的法，在这一点上与神法是一样。自然法与一切人定法相比具有最高性，它统率全人类。由于自然法即神明的理性，它是最高的理性，是神明之法，因而谁不服从它将会受到严历的惩罚。而人定法则是神明赋予人类的，神明创造了人，并让人有了理性众所周知，人类有好的品质，也有坏的品质，所以，人定法是否正确就需要分析，但自然法是可以为人类认识的，因为人类具有一种和神一样的德性，即达到至善，进入最高境界的自然，西塞罗强调，人类出生就是为了正义，即认识自然法。第三，判断善与恶、好的法律与坏的法律的标准是自然法。正是由于自然法的正确性，它才可以用来作为衡量善与恶、法律的好与坏的尺度。在西塞罗看来：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善的。判断一个法律的好与坏，或者说判断一个法律是否是真正的法律，并非看其是否是以元老院的决议抑或是以人民大会的决议形式通过的法律。[13]如果那些立法者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立法时，他们什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不是法律。与此相同，“如果人民通过了有害的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什么样的，它们也不应被称为法律。”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西塞罗所说的与自然相吻合的、正确的法律应是附合罗马传统、有利于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法律。可见，西塞罗重法律的实质而不重形式。这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摘要】自然法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主观预设，客观上却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自然法历史谱系的追溯，可让我们全景式的把握和理解自然法思想的内容，揭示其逻辑预设的真实和现实意义，以便更好的反馈于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关键词】自然法;理性在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中，自然法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它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学说，该学说从古希腊开始就备受重视，影响深远。作为一纯粹主观设定之逻辑预设，它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存动力和线索，促进了西方法治文化和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影响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一、自然法思想一般认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那里，“逻各斯“观其思想孕育在赫拉克里特的观念中。其逻各斯主要指的是支配万物运动变化的，唯一而普遍的永恒法则，在其按照自然行事、听观念中亦包含有一种自然的话。这种逻各斯观念是自然法观念的早期思想渊源。最早对自然法观念进行的讲座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在该文中，指出人性，开始了有神性向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支配着其他动人性的转向。这一阶段的自然法论者认为，自然法是我们辨别善恶的，自然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伦理准则。对自然法一词的适用，目的是为了否定人为的习俗与法则。真正使自然法学说成为一种理论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城邦解体的形式下，为适应一种更大的共同体生活需要而兴起，它更强调自然法观念的普适性与永恒性。同时也反映顺应自然、追求精神宁静、和谐的道德主义，其强调了自然法思想的理性原则。他们认为：自然法起源于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源自我们的内心。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景自然法思想与神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把自然法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中世纪后期，神学自然法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向，逐渐开始了自然法的理性之路。后来进入古典自然法时期，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则完全摆脱了神学观念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从此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洛克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将其表述为一种权利，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

论古典自然法学思想

论古典自然法学思想关于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划分，传统的观点是分为四类：古希腊罗马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或称朴素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自然法（或称神权自然法）、近代的理性主义（古典）自然法、现代的新自然法（或称复兴自然法）。本文主要将从近代理性主义的古典自然法学思想的特征、代表人观点的比较、历史作用上介绍。 1特征一、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一称自然法学派。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他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自然法学说是西方一切法哲学流派的滥觞，是价值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谓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二、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观点的比较古典自然法学和当时同样盛行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是密切相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这两种理论。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在组成国家以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受体现人的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以后根据理性要求，订立契约，成立国家。对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如何生活，为什么要订立契约，契约的当事人是谁,契约内容如何,在成立国家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他们又众说纷纭；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虽然都以自然法学说为依据，却各自得出了十分不同的结论。有的倾向君主专制（霍布斯），有的倾向君主立宪（洛克、孟德斯鸠），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国(卢梭、杰弗逊和潘恩)；有的倾向温和的改良（孟德斯鸠），有的主张以武力推翻暴政(卢梭)。同时，从他们对个人和国家或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的不同解释中，也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应服从自然法，国家不得侵犯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国家权力至上，实在法与自然法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中，前一种倾向被通称为自由主义学说或个人主义学说；后一种倾向被通称为国家主义学说或绝对主义学说。三、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历史作用 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说和古代、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都将自然法与抽象的正义观念并列；都认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但它们之间又有很大差别：在内容上，古典自然法学说强调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并认为根据自然法，可以制定出详尽的、普遍适用的法典；而古代、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则强调自然和宇庙的理性，特别是神的理性或意志，依附于神学，强调人的义务，并将自然法归结为少数几条道德箴规或宗教戒律。在历史作用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一般是为奴隶制和封建制辩护的，而古典自然法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是美国《独立宣

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

卢愿光前言：自然法学在西方法律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深入人心，自然法学强调法的价值取向，强调法的平等、公平、正义、秩序、理性、自由等根本理念。中国现阶段立法、司法、社会治理等方面应借鉴自然法学中有价值的理念，对中国逐步走向法治的过程将会产生深远意义。一、自然法学的历史及主要内容：自然法是西方法学史上渊源流长的学说，从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到17至18世纪时，自然法学观念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并达到了一个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法学得到了复兴。虽有过兴衰起落，但始终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西方，每次社会大变革时期，自然法学总是作为一面旗帜，主导着西方社会法律发展的大方向。自然法学的观念在西方法律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法学派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其一、关于法的本质方面。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其四、法律及其观念应当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自然法学派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二、自然法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一）自然法学强调人的自由、平等自然权利，这种价值取向对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平等旧观念，也有助于民众思想大解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自然法学自然权利观念是在近代传入到中国，特别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取得胜利，自由、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并在1912年《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人民的权利，此前的任何封建法律均没有体现人的自然权利，这是自然法学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产生的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中国与外国的逐步接触，自由、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传播，大大解放人们思想。这种自然权利的观念在当今的社会也成为人们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社交礼仪等方面的指引准则，这对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少。这些观念不仅人们值得倡导，今后政府也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让其更充分体现其价值对社会变革、人

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之后，安提戈涅被关在一座石洞里，悲伤孤独的死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情人，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这才认识到是自己一手酿成了悲剧。《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对该剧的隐喻意义一直有不同解释。剧中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时有一段常常被法学家所引用的台词：“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然而，从法学的角度看可怜的安提戈涅两难的困境，其实是王权下属恶的“实在法”与更高级的“神法”（自然法）的矛盾。故事里安提戈涅认识到了自然法，并且坚信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恶法行为对其行为者而言是有害的，因为恶法会伤及他们的灵魂。”她宁愿被处死也要捍卫神律和自己的良心。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准确翻译应为“更高的法律”)对实在法的挑战。就像西方法学所认为的，许多规则是高于成文法的，例如中世纪对宗教的信仰高于法律的效力。有些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规则，高于法律。她认为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克瑞翁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这就是高于国家法的自然法。由《安提戈涅》我们看到：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精编版

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

谭建华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着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着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着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着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

论自然法的精神

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探讨和学习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而蕴涵于其中的自然法精神则是西方法精神的内在支柱，是西方法治精神的主体，探讨自然法精神将是研究西方法精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自然法精神，来剖析其中的精粹，解析其内在的观念，以对我国法治起到若干启示作用。一、自然法的概念（一）自然法——渊源于西方法的一个概念就起源而论，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自然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而到了近代方才有了关于自然法中“自然权利”之说。法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西方法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法。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也没有“西方”与“前西方”之分。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自然法的开端同西方法并行不悖，同样起始于古希腊。对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界定，本文主要指古典自然法以及之前的自然法的研究，由于它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巨大，便仅限于此。（二）自然法的内涵自然法(Law of Natural)，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是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二、自然法的主体精神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文明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靳内。达维德在追述二十世纪之前比较法的发展历史时，特别提到：“孟德斯鸠曾致力于通过比较，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自然法的精神源远流长，对于法精神的研究将经久不衰。（一）古代自然法的精神古代自然法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这是按照自然法的发展历程来区分的。显然古希腊自然法和古罗马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具有对自然理性的永恒正义的追求，“正义”是当时自然法精神的最主要观念。（1）古希腊自然法的精神古希腊人源于自然法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正义。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有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是正义的表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正义问题开始的。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2）古罗马自然法的精神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的代表是西塞罗。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说：“在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历程

自然法的发展从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 分述如下 : (1) 古希腊罗马时期———早期的自然法学。古希腊思想家奠定了自然法的基础 , 确定了其基本精神。自然法观念孕育于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古希腊先哲们对人生、宇宙和自然的关注 , 促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普遍的原则以指导人类的良善生活。他们从世界同一性出发认为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有着与自然界同一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规律 , 人类社会的规律则是自然法。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人类法律才是正义的。主张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及流派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智者学派、斯多噶学派等等。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观念 , 使之系统化、通俗化和罗马化 , 后人正是从他的著作中了解自然法观念的。 (2)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自然法学。教会和国家、神权和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的根本特点 , 包括法律在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成为神学的附庸。尽管如此 , 古代的文明依然影响着许多中世纪的思想家 , 教会法中仍有许多包含着自然法观念的教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化的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是“教父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前者把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西塞罗的“自然正义”、“自然法”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 , 形成一整套为神学服务的理论体系。后者则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竭力调和理性与信仰、王权和教权、自然法与神权的矛盾 , 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3)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古典自然法学。这一时期是自然法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指的是 17 至 19 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世俗的自然法学 , 它是在批判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 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和锐利武器。作为世俗化的自然法 , 它是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揉合自然法学, 摒弃了自然法中的神学因素, 用国家代替教会, 用人的理性代替神意 , 从人的本性中探寻自然法的本质 , 恢复了人的自然法。其特点是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 , 把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结合起来 , 提出了自然法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 , 使自然法从理论走向了运动和实践。其代表人物是格老秀斯、霍布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法律理性论。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 (行为法) 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社会契约论。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主权在民论。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 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法治论。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

古典自然法学流派

古典自然法学流派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一、自然法理论的基本特征: (一)世俗化。中世纪的自然法是神法的附庸，它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和推演。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自然法本质上独立于上帝的意志，源于人的理性，上帝不能改变自然法。（二）个人主义。古典自然法以个人主义为自己的价值观念。自然权利实际上就是指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先验地存在于个人身上，任何人不能剥夺，且它不证自明。个人组成社会，公共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没有个人便没有社会，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没有公共权力。个人本质上是他自己的私有者，未经个人同意不能受制于人，社会没有剥夺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任何权力。（三）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大都假设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曾经存在过一种自然状态，人类过着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生活，享有自然权利，人人是自由平等的。为了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就必须通过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人自觉自愿缔结的，也可能是被迫订立的，但都要服从一定的政治权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但在社会契约中，人的某些自由、平等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得以保留。二、主要观点

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谓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关于法的本质。自然法学派认为，法从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