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我国高血压发展的七十年(全文)

2021我国高血压发展的七十年（全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医学工作者就已经认识到高血压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危害。

1959年首届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高血压防治，此后我国高血压的防治研究工作日趋受到重视。

70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专业团体、医疗机构、基层卫生机构及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高血压流行病学、临床治疗研究、基层人群防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近年来我国居民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呈逐步上升趋势，我国高血压防治与研究也为国际同行认同[1]。

一、流行病学与群防群治
（一）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调查[2]
20世纪50年代，在吴英恺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我们做出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完成多次全国高血压患病率调查以及多次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调查，调查结果为了解我国高血压流行趋势和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了宝贵数据支撑。

1958年到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组织协调在我国11省市进行的血压人群调查，调查人数739204，检出高血压37773人，我国高血压成人患病率为5.1％，这是我国首次高血压流行性病学调查。

1979年到1980年我国举行第二次高血压抽样调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15岁及以上城乡人口，调查人数4012128，检出高血压310202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为7.7％，首次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5000万以上。

揭示了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北高南低、城高乡低、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及存在民族差异等流行病学特点。

1991年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调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15岁及以上城乡人口，调查人数950356，检出高血压129039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上升到13.6％，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9000万。

调查揭示了我国高血压的“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三低”（知晓率低、服药率低、控制率低）和“三不”（不规律服药、不难受不吃药、不爱用药）的特点。

200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组织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也称为第四次高血压人群调查。

调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18
岁及以上城乡人口，调查人数272023，检出高血压51140人，调查发现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17.7％，18岁以上患病率为
18.8％，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1.6亿。

2002年调查表明，正常高值血压（120－139/80－89mmHg）检出率为34％，估算全国3亿人。

正常高值血压者10年内有50％可能发展成为高血压，是庞大的高血压后备军，预防高血压从正常高值血压控制入手。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是心脑血管病防治的切入点。

2009年至2010年进行的中国慢性肾脏病筛查研究和危险因素调查，纳入18岁以上普通人群共计50171人，所获得的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标化患病率为29.6％。

《2012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根据我国以往高血压患病率的增长趋势，采用几何级数法估算，我国15岁及以上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5.2％，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2.7亿人。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18岁即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5.2％，较之前水平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之后，由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的流行病学研究，2013年至2014年间共搜集了来自31个省份18岁以上的居民17万人，到得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7.8％。

2012年至2015年，我国“十二五”高血压抽样调查共纳入来自全
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8岁以上的45万多社区居民，校正后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3.2％，估算全国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45亿人。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指出我国人群高血压发病重要因素有，高钠和低钾膳食、超重和肥胖、过量饮酒、长期精神紧张等。

（二）流行病学的国际合作研究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后，在1981年起开展了中美政府间医药卫生科技协作项目—“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中方由陶寿淇担任中美协作联络人，研究内容包括心血管和呼吸系统，蔡如升负责后者的工作。

这一历时2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16个心血管病防治基地，用国际标准化质量控制的验证方法取得了大量有宝贵价值的研究资料。

在研究我国冠心病、高血压发病趋势与特点、发病因素以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人群防治经验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框架下，在阜外医院与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合作的利用中国人群的队列研究发现，我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有体重超重、体重增加过快和经常饮酒。

“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将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的技术和能力直接提高到国际水平。

1986年有我国北京、天津、南宁、台湾4个中心参加的32个国家52个中心的国际关于尿电解质与血压关系研究（INTERSALT）。

采用定时24小时尿收集法对10079名20~59岁人群的尿电解质和血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最高为天津（242mmol），我国其它中心尿钠为
130.6~217.7mmol。

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与日本、美国和英国合作开展了INTERMAP研究。

这项研究在共纳入4680名成年人（40~59岁），包括中国人839名。

结果发现，中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人平均每日摄入的食盐量分别为13.3g、11.6g、8.5g、9.5g，均高于WHO建议的每日食盐摄入量（5g）；反映膳食钠/钾量的24小时尿钠/钾比值，我国人群在6以上，而西方人群仅为2－3。

二、群防群治模式的建立
1969年，阜外医院专家联合首钢医院的心血管病防治组在首钢下属的炼铁厂、炼钢厂、焦化厂等帮助那里的工人测量血压，进行了历时3年的血压基线普查（＞15岁者）和冠心病普查（＞35岁者），以及脑卒中和急性心机梗死发病与死亡登记，共筛查10450名工人，结果发现首钢工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11.7％，比当时全国患病率整整高出一倍。

从1972年针对高血压工人首钢成立了心血管病防治组，建立了三级防治网，进行患者进行分级管理。

分级管理就是给查出的高血压病人按轻、中、重分级，分情况用药，并每月每半月或每周复查一次，同时，凡血压
达到三级管理水平或虽不够管理水平但已发生心血管病并发症的，都给其建立病例并进行规范治疗。

三级防治网就是地段和厂矿保健站、心血管病防治组、心脑血管病房组成三级网，由心血管防治组牵头按统一防治方案给予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在保健站进行常规筛查和治疗，严重需要收治住院的安排入院心脑血管病房。

1982年对最初的10450名筛查工人进行10年随访，对已经管理的3178例高血压患者做分析，血压管理率达到60.8％，血压控制率达71％。

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首钢这种终生管理和随访的“从生到死”的健康管理模式，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范例，这种高层医疗机构帮扶，基层医疗配合，让工人血压得到控制的办法有效，也是可行的。

WHO专家认为，对首钢队列人群进行随访将对中国的高血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市自1984年开始，努力探索防治恶性肿瘤、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4种慢性疾病的新途径。

经过5年，全市即已建成13个人群防治基地，建立了慢性病社会预防专业队伍，进行了有关的综合调查分析工作，形成初步统一的“基础”数据，对“四病”危害的动态趋势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3]。

全国多个地区也结合各地区的实际，广泛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如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王文和王增武牵头进行的“全国社区高血压规范化管理（HCC）”项目，上海高血压研究所在浙江景宁地区建立的研究队列，在上海闵行区高血压进行社区防治信息化管理，唐山开滦总医院在开滦煤矿针对职业人群进行管理，陕西汉中地区开展的盐与高血压的随访和干预研究，新疆、云南和贵州等多民族地区开展的不同民族高血压患者危险因素和干预研究，近年来，WHO倡导的HEARTS高血压项目也在各地陆续开展，通过在基层实施WHO标准化阶梯式高血压治疗路径等方法，达到全面提升高血压控制水平的目的。

这些工作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提高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达标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建立了长期的随访队列，为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三、高血压的发病机制研究
1959年，医科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现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前身）生理学系与病理生理学系接受了高血压发病机制的研究任务，张锡均、华光、陈孟勤等提出了交感神经机能亢进和兴奋性增加可能是高血压发病的主要因素的研究设想。

一方面参加北京部分地区居民的血压普查和发病因素调查，另一方面从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高血压发病的神经机制。

陈孟勤、王质良和徐英杰等对阜外医院200余例高血压患者进行手前臂血管容积对冷刺激的反应、血浆去甲肾上腺素和尿儿茶酚胺代谢产物的测定，发现
高血压患者对冷刺激的缩血管反应明显增强，发现高血压患者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高血压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当时基础研究所的陈孟勤、郑永芳和文允镒等对高血压的血管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他们以不同高血压大鼠模型的阻力动脉平滑肌的收缩过程的重要环节为研究重点，应用多种技术对血管平滑肌的收缩与舒张功能的调控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实验研究，对中医川穹嗪的血管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

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的高血压研究机构在在高血压的机制研究方面投入了更多力量，着重遗传学、血管生物学等方面，不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四、中国特色抗高血压新药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居民可使用的降压药物较少，只有利血平、氢氯噻嗪等。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把三种常用降压药都以八分之一的剂量合组合在一起做成复方制剂，1965年提出“复方降压片”的配伍原则和处方构成，主要成分为利血平和氢氯噻嗪，是我国第一种单片复方降压药物。

根据中医理论分析认为，高血压是阴阳平衡失调所致，因此在降压时还应保持兴奋与抑制和阴阳得到平衡，因此又加入了非那根和利眠宁用以纠正阴阳平衡
失调，形成了复方降压片的多种药物小剂量成分。

复方降压片经过试验取得了不错的降压效果，疗效肯定，降压作用温和，副作用少、方便服用，价格便宜，适用于血压轻度升高的轻型高血压患者，复方降压片研制成功并沿用至今50年来深受患者欢迎，目前在乡村及社区仍是主要的降压药物，成为我国特有的治疗高血压药物。

“降压新药复降片的研究”获得1980年上海市科学大会成功奖。

此后以复方降压片为基础，出现了不同配方的小复方制剂，如“复方可乐定”，“北京降压0号”等。

随着对高血压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末降压药物已发展到多个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5大类常用药物，高血压的联合药物治疗有了更多的选择。

近年来，各国指南也都逐渐加大了对“长效复方”的推荐力度，充分说明我国早在1965年就已开始广泛使用的单片“小复方”理念的先进性。

我国现代高血压药物治疗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国可应用于临床的降压药只有从印度进口的罗芙木制剂。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金荫昌组织多学科合作，曾贵云等研究了不同产地中国罗芙木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疗效，结果从罗芙木中分离出15种成分，进一步研究表明罗芙木总碱的降压有效成分以利血平为主，1958年通过卫生部鉴定批准生产了我国第一种降压药“降压灵”（中国罗芙木总碱），降压灵成为当时全国广泛应用的降压药物。

降压灵结束了我国没有自己生产的降压药的历史，在基层高血压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葛根只是作为滋补的原料使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葛根的药用仍被深埋在中医古籍中。

在首钢高血压普查防治工作中有一定中医学基础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雷海鹏被派往首钢，他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都伴有颈项强痛的问题。

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排查，想到《伤寒论·愈风汤》里所述“太阳病，项背强几几，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所描述的症状与患者颈项强痛的症状很像，经过进一步论证雷海鹏认为，葛根是最有可能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患者使用后临床效果得到了验证。

后来在医科院药物研究所的支持下和首钢医院的密切配合下，开发出葛根片（愈风宁心片），在缓解高血压头痛、头晕、脖子硬等症状取得良好的疗效。

正是他发现了葛根治疗高血压的药用价值，并进行了大量临床实践工作，成为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的经典范例。

此后，葛根也被推广应用到突发性耳聋和眼底病的治疗中。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医药治疗高血压也需要走向现代化，对此，中国中医研究员西苑医院陈可冀院士指出，希望今后将有更多的研究者借助基因组学、分子医学、代谢组学等现代医药学方法，对治疗高血压的中药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研究，使中药治疗高血压走向现代化。

中西医结合综合快速疗法的产生与群防群治方面，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针对高血压、肿瘤等常见病、多发病，组织了包括基础所、药物所和阜外医院的高血压协作研究组。

协作组重视精神神经因素在高血压这一
心身疾病中的作用，提出了高血压综合快速疗法，并在北京市迅速推广，该疗法重视患者的教育重视良好的医患关系，于是低剂量复方降压药物，如降压静和有效中药，如葛根片等也应运而生，从而有效促进了群防群治工作的开展。

上世纪60年代，阜外医院还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合作，提出慢性病管理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当时的做法包括给就诊患者上课，普及高血压知识，并指导患者如何配合医生，并交代注意事项，给病人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和心理疏导。

五、开展大规模循证医学临床研究[5]
20年代80年代中期为探索适合国人的防治方案和策略，改善高血压防控效果，降低心脑血管事件，1986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样本抗高血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为国内外高血压治疗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我国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开始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3项研究是，1986年开展了“七·五”国家攻关课题“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Syst－China）”，上海瑞金医院龚兰生牵头进行的“老年高血压研究（STONE）”，1986年至1991年成都张廷杰牵头的“成都硝苯地平治疗高血压研究（CNIT）”，三项试验是我国最早开展的循证医学研究。

Syst－China研究表明，钙离子拮抗剂降压治疗可降低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患者的脑卒中事件。

STONE试验表明，钙离子拮抗剂降压治疗可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脑卒中事件。

STONE研究中1666例60~79岁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被列为随访对象，经过3年的跟踪观察证明使用钙拮抗剂硝苯地平不但能达到降压效果，而且还能使脑卒中的发生率降低57％，特别是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左心室肥厚的逆转率达到68％。

1989年国内开展了“中国卒中后降压治疗预防再发的研究（PATS）”，证实吲哒帕胺降压治疗可减少脑卒中再发风险27％，填补了卒中后降压治疗领域的空白。

1989年中国心脏研究－1（CCS－1）启动，王文是CCS－1的总协调负责人，全国的600家医院参与协作，入选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15018例。

CCS－1研究结果表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卡托普利”治疗组减少了心肌梗死患者的心力衰竭事件和死亡率。

此后国内外指南均引用了CCS－1研究成果，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也被常规用于治疗急性心肌梗死，这一研究为我国大规模心血管病临床研究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该研究获得原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此后进行的CCS－Ⅱ研究表明，静脉注射β受体阻滞剂未能减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早期的死亡率，尤不适用于高龄老年、心功能不全或心动过缓的病人。

1996年开展了国家九五攻关课题“非洛地平高血压并发症研究”（FEVER），入选高血压患者9711例，FEVER研究表明在氢氯噻嗪利尿剂治疗基础上，加用钙离子拮抗剂非洛地平治疗高血压伴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者，可进一步降低脑卒中及其它心血管事件风险，其研究结果直接对国内外高血压指南的制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此后国内又开展了“高血压综合防治研究”（CHIEF）、“中国血压正常高值件心血管危险因素者的干预研究”（CHINOM）和脑卒中一级预防研究（CSPPT）等高血压方面的干预研究。

此外，我国也广泛参与了国际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对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循证医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包括脑卒中后降压试验（PROGRESS）、中国心脏研究Ⅱ（CCS－Ⅱ）、肝素和极化液治疗急性心梗试验（CREATE）、雷米普利心血管预防研究（ONTARGET）、心血管一级预防研究、（HOPE －3）、降压降糖治疗糖尿病研究（ADVANCE）及其长达10年的随访（ADVANCE－ON）、高龄老年高血压治疗试验（HYVET）、欧洲－中国卒中后优化降压试验（ESH－CHL－SHOT）等。

我国自1986年以来开展的多项以心血管事件为研究终点的心血管病领域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获得了良好的循证医学证据，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依据，为治疗指南提供了参考。

通过开展或参加国内外大规模
临床试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我国临床试验与国际接轨，临床试验结果为国内外高血压指南或相关疾病指南提供了证据，为我国高血压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案或参考，使中国高血压患者获益。

在1959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高血压诊断标准，此后根据国内外高血压循证医学研究进展并结合我国国情，不断修订和制定了多部高血压诊断标准和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包括1964年兰州标准、1974年北京标准、1979年郑州标准、《1999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年修订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年修订版》和《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等。

六、提高特殊类型高血压诊治水平
高血压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我国学者数十年来开展了多项试验研究，为诊治特殊类型高血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多发性大动脉炎的概念几经变迁，1958年阜外医院黄宛和刘力生逐渐注意到高血压患者中有一组较为特殊患者，表现年龄较轻，多20岁左右，女性患者较多，多数表现为重度、急进型或恶性高血压，一般药物治疗很难奏效。

他们认为可能有其特殊病因并经造影证实患者多合并有肾动脉狭窄，与文献记载的“无脉病”、“高安病”等应属同一种疾病，应统称为“大动脉炎及其主要分支的炎性狭窄”，当时国际上尚无此概念。

1962年黄宛和刘力生提出了“缩窄性大动脉炎”的名称，为国际上首创的新概念[6]。

肾脏与高血压的关系十分密切，1953年杭州仁爱医院的黄裕光、盛国佐等报道了一例单侧肾脏疾病引起高血压的病例，患者行右肾切除术后患者血压降至正常。

1959年河北医学院内科都本?在研究以往各位作者报道的文章后，总结了高血压与一侧肾脏病变的病种115例临床资料。

肾血管性高血压的病因多种多样，美国以肾动脉粥样硬化为最多见，占63％；而在我国阜外医院曾对76例手术切除的肾动脉或肾标本的病理分类发现，大动脉炎最常见，共47例，其次为肾动脉纤维肌性结构不良15例。

Liddle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1987年在国内首先报道了中国第一例Liddle综合症患者，并在2001年对先证者家系完成了基因诊断。

之后，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还完成了Gordon综合征和Fabry等疾病的基因诊断。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一种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邝安堃等于1957年诊断和治疗我国第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对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认识逐渐加深和实验诊断技术的进步，我国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筛查和诊断治疗水平得到提升。

并通过体细胞检测发现中国这类患者患者的KCNJ5基因突变率明显高于西方患者。

嗜铬细胞瘤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1953年北京协和医院首先报告2例临床诊断为嗜铬细胞瘤的患者。

此后北京协和医院又总结1955年到2004年共362例患者，提出了嗜铬细胞瘤治疗的原则并一直应用到现在。

常规术式为全麻下腹腔镜肿瘤切除术，围手术期死亡率为0.5％，体现了50年来该病在诊断方法、手术方式等方面的进步。

肾上腺髓质增生是一种罕见疾病，其临床表现与嗜铬细胞瘤相似。

北京协和医院吴阶平于1961年第一次发现单纯性肾上腺增生病例，其后积累了4例病例，于1965年首次在肾上腺病变的统计中列入了肾上腺髓质增生一项。

我国学者提出属于一个独立疾病，并就其临床特点、病理变化及治疗要点进行了论述。

皮质醇增多症又称库欣综合征是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我国于1952年始有相关报道。

北京协和医院总结自1983年至1999年有术后病理诊断的库欣综合征患者184例，高血压患病率为89.7％，该病36.4％以高血压为首发表现，大多数患者存在反复试用多种降压药物血压仍不能有效控制的特点，大部分病人术后可停用降压药物，部分患者术后存在持续性高血压。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HS）与高血压的关系密切，国内外许多学者陆续证实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