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通与纵通——论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

横通与纵通——论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

钟书林

【摘要】“横通与纵通”是袁行霈的治学理念,他将之运用于陶渊明研究领域,取得诸多重要的突破,最突出的有6个方面:一是陶渊明文学史与艺术史的交叉研究;二是陶集注本的集大成研究;三是陶渊明年谱研究;四是陶渊明与东晋政治关系研究;五是陶渊明的思想、风度、诗文以及影响研究;六是“和陶诗”研究;由此形成袁行霈卓

越而颇具个人特色的“学问的气象”.

【期刊名称】《天中学刊》

【年(卷),期】2015(030)004

【总页数】7页(P1-7)

【关键词】袁行霈;横通;纵通;陶渊明研究

【作者】钟书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横通与纵通”是袁行霈先生的治学理念，是他于1978年提出并加以倡导的[1]。后来他又继续阐述说：“‘横通’是借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横通’这个贬义词，赋予它褒义，加以发挥，强调多学科交叉。‘纵通’则是我杜撰的词，它的含义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有纵向的把握，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

统的考察。例如文学史的研究，不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分段研究，而希望上下打通；即使是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也能置之于整个文学的发展史中，做出历史的考察和判断。‘纵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研究一个问题，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学术的前沿，将研究工作的起点提高，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达到新的水平。”[2]数十年来，袁行霈将“横通与纵通”的学术理念熔铸到研究之中，形成

了卓越而颇具个人特色的“学问的气象”。

袁行霈是公认的当代学术大家，在陶渊明研究领域，更是公认的当代陶学研究第一人，2007年中国陶渊明学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他的陶渊明研究成果显著，《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

叉研究》等力作，都成为一座座里程碑，推动着学术的发展。在陶渊明研究中，袁行霈始终贯穿着“横通与纵通”学术理路，他认为：“不仅将他作为一位诗人来研究，还将他作为一位哲人来研究；不仅研究他本人还研究他所处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和文艺潮流；力图将陶渊明放到一个中心点上，纵横交叉地绘出一幅真实的陶渊明影像。”[3]跋他曾重新披阅有关陶渊明的文献资料，并广泛涉猎魏晋之际的

政治、思想、文化、语言、绘画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1960年袁行霈跟随林庚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开始“治陶”[4]跋，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其

间硕果累累，贡献巨大，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和新的突破。

一、横通与影像研究：文学史与艺术史的交叉研究

早在1979年，袁行霈即已开始“横通”方法的探索，他曾说：“我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始于 1979年，那年发表的《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将玄学的一个命题‘言不尽意’引入文学和书画方面的研究，便是一次大胆尝试。论文发表后，有人不同意，但过了几年便被广泛地接受了。”[2]在数十年的陶渊

明研究中，对于文学与书画的“横通”研究，袁行霈也始终“怀着极浓厚的兴趣”，

在海内外多家博物馆搜集有关陶渊明的绘画，并加以整理研究。2006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长文《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5]，在此基础上，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专著《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标志着袁行霈陶

渊明研究的又一重要突破，再次极大地开拓了陶渊明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新方法，其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文学史与艺术史珠联璧合，知文论画，考辨精当。针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南朝宋陆探微的《归去来辞图》，袁行霈结合他素有的研究说：“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陶渊明在陆探微的时代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诗文并未广泛流传。”[6]3直到萧梁时期，“昭明太子萧统将他的作品搜集起来编成集子，并在其所编《文选》中选了多篇陶渊明的作品，陶渊明才为更多的人注意。这样看来，宋明帝时常在侍从的陆探微作此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观其画风，可能是十三世纪以后的作品了。”[6]4袁行霈以其深厚的文学史、艺术史修养，否定了

陆探微作《归去来辞图》的可能性。

二是赏鉴契心，文采高妙。董希平等评论袁行霈的陶渊明影像研究“是读图、读文，又是阅人、阅世，这一切又都建立在深厚的文学绘画的文献功底与敏锐的艺术感觉之上”，“基于对陶渊明的亲切感，先生观陶渊明的图像，一笔一划一山一水，皆见妙趣”[7]。以袁行霈对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

的两幅《归去来兮辞》绘画的赏鉴为例，足见文采之高、品味之深。其余如对陈洪绶的陶渊明画像、仇英《桃源仙境图》等的赏鉴，莫不令读者获益颇深。

三是体现了敏锐的艺术直觉，深厚的国学素养。典型的如对张风《渊明嗅菊图》的考订，袁行霈指出画中题诗所云“须令千载后，想慕有陶张”中“陶张”的典故来历，从而破译了“张”即张协的难题，并指出题诗中“采得黄花嗅，唯闻晚节香”的出处[6]61-63。针对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渊明归去来兮图》，袁行霈还

指出：“原文中‘抚孤松而盘桓’中的‘桓’字，写作‘旋’字，或是避宋钦宗赵

桓名讳，钦宗在位只有一年，然则此图或是钦宗朝或是南宋时所作。然检南宋刻本陶集，无一作‘旋’字者，或此图为院画，所以避讳特别严格耶？图中所书《归去来兮辞》的书法风格，与南宋高宗所书《洛神赋》一致，但稍嫌软弱，或许是模仿宋高宗的书风，亦未可知。”[6]16袁行霈运用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厚知识，对该画做出艺术品评，颇见功力。

四是揭示规律，发前人所未发，启迪后学。袁行霈在探讨不同时代的陶渊明画像时，能总结出该时代的规律和特征，如他说：“元代以后各家陶渊明画像有一种趋同的现象，陶渊明的形象定型化，大体上是头戴葛巾，身着宽袍，衣带飘然，微胖，细目，长髯，持杖，而且大多是面左。这种定型化的陶渊明形象，与后代画家师法李公麟不无关系。”[5]又如：“明代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要地

说就是更明显地带上画家个人的色彩，往往以画家当时的生活状况作为陶渊明的生活背景，艺术表现更趋于细腻而且更多样化。”[5]对于陶渊明影像规律的探索，

袁行霈归纳为八点，精当地总括了宋元前后陶渊明绘画形象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变化发展，对陶渊明研究及其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经典的范式。

二、文献校勘学的突破：《陶渊明集笺注》

新中国建立以后，涌现了众多的陶集注释著作，其中三部著作的影响最大。1956

年王瑶《陶渊明集》出版，首创编年体陶集的新形式，在此后23年中“一枝独秀”绽放于陶坛，直到1979年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出版，才改变这一局面。逯注本“集按体裁编排《陶集》之大成”，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影响较大。直到2003年袁行霈的《陶渊明集笺注》出版，集王注、逯注等诸家之长，成为最完备的陶集注本。《陶渊明集笺注》优点很多，大致说来，约有十端。

一是底本精良。《陶渊明集笺注》以毛氏汲古阁藏宋刻《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此为宋刻递修本，“乃今存陶集最早刻本，所标异文约七百四十处之多，远超出所有其他宋元刻本，为诸善本中之最上者”[4]凡例。可敬的是，这一版本，是经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