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风骨孙伯翔

魏碑风骨孙伯翔

近些年，书法家孙伯翔因其在魏碑理论和创作方面独树一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灵感，并将魏碑风骨般的人格魅力融人到了书法创作的实践中。魏碑成就了天津布衣孙伯翔，孙伯翔碑刻了自己的人生路。

孙伯翔，1934年出生于河北武清(今属天津)。由于出身原因，他初中毕业后便在天津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人，并从此迷恋上了书法这片可以用来倾诉内心的“世外桃源”。魏碑这个世界淹没了他，他也渐渐地拥有了这个世界。在1982年“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中，壮岁孙伯翔凭借楷书文天祥的《正气歌》脱颖而出。此后，孙伯翔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长期夯就的国学功底，在对魏碑艺术的探索中精益求精。他的魏碑理论见解新颖，突破了传统的桎梏，超越了前人的局限。直到今天，孙伯翔已近八十高龄，仍然坚持临帖和创作。他说自己是“砚田一耕夫”，忘记年龄却不忘艺术“变法”。

魏碑，作为承前启后的书法艺术形式，反映了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对现实的关切，决定了魏碑拥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等形式，与魏碑内容相得益彰，展示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而这，正是历代诸多书法家对魏碑潜心研习的重要原因。

集魏碑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于一身的孙伯翔，准确而精要地总结了关于魏碑的继承与创新、笔法特征、创作方法论等规律性的要领。

他认为，魏碑由隶而始，入楷而终，按本位文化意识来说是不成熟的，对其潜心挖掘是为了提取“新型产品”。《始平公造像记》堪称魏碑正体之源，破隶书成楷书之形，正而多变。以《始平公造像记》为代表的“龙门二十品”，其最大成就是创新精神。

笔法，对魏碑创作者而言非常重要。孙伯翔强调要在法度中体现碑学者的性情，进而解说了笔法上的“方圆互补”理论——“魏碑方笔重力度，圆笔重内涵。方笔主顿，顿中有提;圆笔主提，提中有顿。顿而不提则死，提而不顿则浮。方笔之法和圆笔之法是辩证互补的关系。”

孙伯翔先写《张猛龙碑》，后写《始平公造像记》，再写《云峰山碑》，形成了独特的碑学创作见解，这就是“先由方圆起步，进而方雄，最后转入浑穆。”他告诫弟子要锲而不舍，艺术追求不能见异思迁，主张“学书法先修性”。他的恩师王学仲称其为人厚道坚韧，故而其作品拥有“钢打铁铸的质感”。

由唐楷人手然后转攻魏碑的孙伯翔，主张对待各种书体不能有狭隘的本位主义，不能独尊魏碑。“一笔一画自成生命”，“楷书要做到动起来，行草书要做到静下来”。他追求艺术的“清凉之境”，要求作品本身要让人清晰可感，“让人们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同时要求创作主体保持内持自省、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在内容上写天地之正大气象，抒民族之风骨华章。

他还拥有热爱真理的品格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对于“魏碑取决于刻工水平”之说，孙伯翔不同意，并以创作实践为根据，阐述了自己的分析逻辑:刻丁只能刻其表，不能刻其里;《始平公造像记》的厚重感，是碑刻手工达不到的，其作者朱义章绝对是一个书法高手。孙伯翔还曾经长期信奉碑帖分家的观点。直到1995年，他来到山东云峰山，详细察看了石刻现场后，感慨道:“山林之气可以变成庙堂之气，书法艺术将来的途径还是要碑帖结合。”这是一次为时不晚的重大修正，或者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自我否定。那一年，他已经61岁。

凡魏碑之学成大器者，须有劳其筋骨之经历和超凡脱俗之悟性。没有苦难的经历，难以感受魏碑形成之不容易;而没有过人的悟性，也难以从魏碑古朴中寻找到那份灵动。故此，魏碑之学经常会陷入“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老路。孙伯翔能够突破魏碑研习“上路容

易成器难”的怪圈，归因于他在苦难的成长中坚守了艺术理想，在“旦复旦兮”的艺术追求中

获得了感悟和升华，乃至逐步形成其今日之人格魅力和艺术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