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司马迁与

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的生平及心态变化

一、20岁以前—率真、自由、宏大。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太史公自序》）

进京后，有机会向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向当时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二、壮游天下----飘逸、淳厚、豪迈。

壮游路线：“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

宋代马存说：“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

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噁，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见《史记评林》P16）

三、入仕为官---昂扬、深沉、发奋。

奉使西征巴蜀：

参加封禅大典：

接受遗命:“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序》）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自序》)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38岁继任太史令。

四、遭遇宫刑----痛苦、自卑、忧愤。

42岁参加制定太初历，

并开始著述《史记》

47岁遭遇李陵事件。

50岁出任中书令。

约53岁著成《史记》。

近60岁去世。

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主张

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一理论自提出以后，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中一条历史贯穿线，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或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或从时代政治的影响上，或从个人的遭遇上，以各自的体会，从不同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一理论。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唐]刘禹锡《上杜司徒书》：

昔称韩非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异于它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耶？……然后知韩非之善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间，虽欲勿悲，可乎？

这是从鉴赏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阐发自己对“发愤著书”说的理解和认识。

[宋]欧阳修《梅圣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明]李贽《杂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清]刘鹗《老残游记自序》：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发愤著书”的理论内涵及学说意义：

第一：它明确指出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动力。因为只有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才能使他们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第二：穷愁困辱所结之“思”，之“怨”，如不能通其道，在功业上发展，那就应当“述往事，思来者”，在作品中喷涌而出，形成思想的火花，使生命永生不息。

三、《史记》的结构体例

《史记》由五体组成:

1、《本纪》十二篇。

2、《表》十篇。

3、《书》八篇。

4、《世家》三十篇。

5、《列传》七十篇。

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专名《史记》。

纪传体:

指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后来班固《汉书》去掉“世家”并入“传”，这样就只有“纪”、“传”两种了。后世由此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为纪传体。

本纪：记载从皇帝到武帝各代帝王的兴废和政治大事。

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

张守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正义》：“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 刘知几《史通卷二》《本纪》：“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本纪之义有二：一为法则、纲要之意。二为记载国君之言事专用。

十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是按世代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

司马贞《史记》卷13《三代世表．索隐》：“《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

表的用意有三：一是表隐微之事，使之鲜明。二是扩大纪传的记事范围。三是与纪传互为经纬，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八书：是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专章。

司马贞《史记》卷23《礼书．索隐》：“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

八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制度史。

世家：主要记载诸侯王大事间而述及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时事迹。

刘知几《史通》卷二《世家》：“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加以它称，名为世家。”

世家之义有三：一是记诸侯列国史。二是载传代家史。三是与《本纪》同体，均编年记事，因有别于天子等第而别名“世家”。

列传：是历代上自将相，下至游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传记。

司马贞《史记》卷61《伯夷列传．索隐》：“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 列者，陈也，传，本为经注之说明，司马迁借以传人，记功臣贤人之言行以注《本纪》，表示人臣拱卫主上。

四、司马迁的修史理想

究天人之际：

即探讨天道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时代氛围的笼罩下，司马迁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天命论的影响。（《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

从整体上看，他能从叙述史实出发，客观地反映人物的生平活动，基本上摆脱天道、天命思想的影响。（《伯夷列传>) 通古今之变:

就是要通过对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考察来寻求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为此，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