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共同语形成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一、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成因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交流工具，各朝各代都有公认的标准语音。

汉民族很早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汉民族共同语产生年代可以远溯至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

在夏、商、周、先秦时期称雅言。

殷商时代。

（一）先秦：雅言1、夏商周：甲骨卜辞中出现的书面形式共同语，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癸卯卜，今日雨”，这是占卜的一个总题目。

“癸卯”表示日子。

我国古代历法，将天干的“甲、乙、丙、丁”等十个字与地支的“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字相加，用以表示日子或年份。

这里说，在癸卯这一天占卜，占卜的内容是关于天时的情况，具体要问的是“今天下雨”的确切情况，究竟雨从哪一个方向下过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问到了。

这是记录求卜人的问题的。

然后由巫觋根据火灼龟甲出现的裂纹形状做出回答，一次占卜的过程也就宣告结束。

卜辞不是文学创作，但其中有些卜辞的形式与写法颇近于诗，此篇《今日雨》在这方面上最具有代表性。

《今日雨》中的四个问句，采用完全相同的句式，每句中只改换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方位词。

一叠四句，显得匀称、整齐、紧凑。

而方位词的改换，虽只一字之异，却使句意顿然不同，从而使四个问句在整饬的同时，又并不显得板滞。

就句意的形象而言，似乎云情雨意正捉摸不定地从东南西北四方袭来，气势颇为壮观。

虽说不上是正式的诗，客观上却留给人以饱含诗意的印象。

像《今日雨》这种整齐中略显变化、具有后世民歌中常见的铺排写法的作品，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并非仅见。

如《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lǚ)：之；采采芣苢，薄言袺(jié)之；采采芣苢，薄言襭(xié)之。

译文采呀采呀采芣苢，采呀采呀采起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采呀采呀采得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

一片一片摘下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一把一把捋下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提起表襟兜起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掖起衣襟兜回来。

注释芣苢“芣苢”(fú yǐ）：亦写成“芣苡”。

“芣苡”古时本字是“不以”。

“不以”也是今字“胚胎”的本字。

“芣苡”即是“胚胎”。

见《闻一多全集》即车前草，这是当时人们采车前时所唱的歌谣。

[1]薄、言：皆语词；采，采取。

这句写开始摘取芣苢。

[2]有，收藏。

一说，有，获取。

[3]掇：拾取。

[4]捋(lǚ)：捋取[5]袺(jié)：拉起衣衽以盛放物品。

袺之，拉起衣衽，把芣苢装进去。

[6]襭(xié)：把衽插在衣带中以盛放物品。

襭之，把衽插在衣带里，把芣苢装进去。

题解：这篇似是妇女采芣苢子时所唱的歌。

开始是泛言往取，最后是满载而归，欢乐之情可以从这历程见出来。

又如汉代乐府民歌中的《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这个时期汉语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一方面，由于诸侯分封，群雄割据，存在着“言语异声，文字异性，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当时王畿一代（今洛阳）方言为基础的书面共同语，这就是当时的“雅言”。

《辞海》解“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

‘雅’有雅正的意思。

”“《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

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据张德鑫先生考证，雅言“实指周朝国都丰镐（今西安南沣水东岸）地区的语言。

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丰镐话被视为典雅、规范、纯正的语言”“正是借助这镐京雅言，全国才能方便沟通交际，‘中央’才能有效控制地方。

在我国语言史上，以首都方言做标准语音，此时已开先河。

”所谓雅言，就是当时的普通话。

春秋时期的使节往来，诸侯会盟，他们交流的语言就是雅言。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张尚芳认为：“雅言”准确地讲应是“夏言”。

“雅”、“夏”通假。

夏朝太康以后建都洛阳，洛阳地区的语音成为全国标准音并沿袭了近4000年。

孔夫子弟子三千，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如何听懂夫子所言呢？孔子讲学是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其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伟大先驱。

《论语》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译文】孔子有时讲雅言，读《诗》、念《书》、赞礼时，用的都是雅言。

）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在今陕西地区，以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在当时被称作“雅言”。

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的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则以当时陕西语音为准。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记，而且对汉语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从那时候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

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

这叫做“书同文”）政策，消灭了文字异形的现象，使统一了的书面语言得到巩固和发展。

秦帝国虽然幅员广大，可由于当时的小农经济，还没多少超越居住地的人际交流，而秦与六国之间的语言差别也还不是很大，秦始皇不需要也不可能提出“语同音”的政策。

叫做“凡语”“凡通语”或“通名”。

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方言的。

由于这个时期文字的发展和书写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先秦口头文学转向发展书面文学。

司马迁的《史记》和乐府文学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通语”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书面语。

【扬雄是即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

早期曾以《长扬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佳作闻名于世，与司马相如齐名。

后来他又放弃辞赋之体，转而研究哲学，语言学，并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又著有《方言》，记述西汉时期各地方言，成为汉代一大著述家。

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李白曾有诗说：“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亭”，说明子云亭在诗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更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名句，据记载：子云亭在历史上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

至今犹存的就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

】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朝古都）话为标准音。

由于匈奴、鲜卑等部落统治中国北部，迫使汉族人民部分南迁。

一方面，使汉语方言加速了分化；另一方面，统一的书面语言对维护汉语的统一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族融合使这一时期五言诗、南北朝民歌，都创造了新的语言风格，丰富了书面共同语。

隋朝统一中国后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编著《切韵》，音系以建康话为主。

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扬州话又接近建康话，因此在社会上也很流行。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以首都长安话作为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苏州话也成为一种通行语。

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

用汉语表达的诗歌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人们作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

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

晚唐五代后古文运动大兴，使汉语走向了通俗活泼的道路，出现了渐近口语的白话书面语，如：唐变文、宋话本、宋词等，跟唐代以前的文言相对立，这对统一的书面语言又是一个促进。

元代则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大都（三）、明初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

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

后来迁都北京，南京话和北京话开始融合。

元、明、清时代，汉语方言仍然异常分歧，基本形成七大方言区。

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今天的北京一带，这就使北方方言逐步成为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

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就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

金元的杂剧，明清的小说，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均属白话文学作品。

这是一种新型的书面语，在全国影响很大，其他方言区的人通过这些白话作品不仅学会了“看”、也学会了“写”白话，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为基础的口语很快辐射全国，在各地传播，这就是明清时期汉民族的共同语——“官话”。

“官话”最早用于官场，是从清朝雍正皇帝开始的。

他要求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场合，必须使用“官话”，不得仍前习乡音。

后来“官话”流行于民间，老百姓以会讲官话为荣，因为讲“官话”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当时的外国人也认为这种话是汉语的代表。

推广普通话上溯至清雍正年间， 1368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南京话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

1421年，明迁都北京，从南京以及附近地区带去了130多万人口。

这些人构成明朝北京人口的基础，因而当时北京多数人说的是南京官话。

二、近代的汉民族共同语1644年，清建都北京。

满人带来了关外的汉语方言，融合了北京方言，逐渐形成北京官话。

由于南方部分官员说乡音，上朝汇报工作听不懂。

1728年，清雍帝发布“圣谕”，下令设立“正音书院”，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见日本推行国语十分成功，回国后写信给官学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推普”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

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

1903年，清政府在《学堂章程》中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

兹以官音（即北京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

”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当时，以满语作为“国语”的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奈采纳了这个建议。

长期争论，“北京音”最终胜出。

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

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质疑。

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清的官话还能成为民国的“国语”吗？创造出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教育家王照则坚持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

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

但在会前王照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著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推行不到两年，又爆发了一场“京国之争”的大辩论。

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应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