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史(1)

Teaching Plan
• Discussion (group work, then class work)
Teaching Approaches: • Multi-media aided.
翻译理论研究回顾
• 翻译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有着相当悠久的 历史。 • 据载，西方翻译理论史肇始于公元前1世 纪的古罗马修辞学和翻译家西塞罗 Cicero。 • 无论作为一名学者还是翻译爱好者，研 究翻译首先要对古今中外的翻译史和翻 译理论研究加以了解。
国外译学的四个共性，认为国外译学尽管国家不同、流派不同、作 者不同，但归纳起来可有四个共同点：体系上的完整性，阐述上的理论 性，目的上的针对性和内容上的创建性。其后，文章接着指出了国外译 学研究的四个弱点：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倾向于纯理论研究；译学研究 者搞“学术保密”，互无往来；缺乏“宏观调控”，无法就一些重大问 题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国目前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必须铲除的四种偏见：一是很多人存在 “求全责备”的心理，希望一篇文章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当然是不可 能的。二是有的人一味追求研究深度，甚至到了故弄玄虚的地步，违背 了研究目的。三是片面地强调理论而忽略了实践，使研究陷入“无本之 本”的境地。四是由于英语在我国的长期统治地位使一部分研究者紧抓 英语不放，忽略了对其他语种的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简史
• 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是我国第一 部系统研究西方翻译史的著作。全书按 照历史分期排列，分别介绍了每个发展 时期西方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发展史。 • （一）西方翻译实践史 • （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
（一）西方翻译实践史
• 在西方，翻译实践活动比翻译理论开始得更早。在 历史上表现为六次高潮。 • 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以翻译介 绍希腊戏剧作品为主要表现形式。开创了翻译的局 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可 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 第二次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 期，是宗教性质的。其中以《圣经》翻译为主要表 现形式。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 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 世俗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 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 世纪之间，在西班牙的托莱多，把阿拉伯语翻译成 拉丁语。
（一）西方翻译实践史
• 第四次翻译高潮为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 艺复兴运动。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 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 要作品。 • 第五次翻译高潮为文艺复兴后，翻译近代与当代 的作品为一大特点。 • 第六次翻译高潮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的翻译活动。主要特点：首先，翻译范围的扩大， 科技、商业领域也成为翻译领域。其次，翻译规 模扩大，出现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从事翻译。 另外，翻译的作用为以往所不可企及。最后，翻 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很大变化和进步。其中包括 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发展机器翻 译。
Week 4 西方翻译史
Teaching Contents: •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history of western countries Teaching Aims: • To make students get the general idea about translation history in western countries. Teaching Focus: •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in western countries Teaching Methods: • teacher-oriented lecturing
——桂干元在《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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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译学研究与国外相比所存在的四大差距。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译 学研究仍处于“零敲碎打”的阶段，尚未形成权威的、为我国译界乃 至全球译界所公认的系统译学。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缺乏高度和深度， 多局限于具体问题的争论，如“直译与意译”、“可译与不可译”等， 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也总是逃不出几个字或是几个词的简单性概括， 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所谓“翻译标准新说”只不过是“信、达、雅” 的翻版和解释而已。而西方国家早已出现了不少系统性较强的专著。 第二个差距就是相比之下我国的译学研究大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还 应进一步探讨翻译实践之外的问题，并加强与其它学科的联系。第三 个差距即我国尚未形成一译论研究骨干队伍。第四是指导思想有偏差， 过分强调“大而全”、“高而深”。文章认为，我国目前“大而全”、 “高而深”的东西虽然还不够多，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要求 过高。我们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基础研究，为将来大规模的系统研究铺 平道路。
——桂干元在《普及指导我为本――论中国译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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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振在《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 识上的误区》一文中认为，中国近一、二十年来 的翻译研究取的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 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 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 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 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 来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 上。 • 然而，目前中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 认识上存在着三个误区。一、把“怎么译”的研 究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二、对翻译理论抱有 实用主义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所谓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 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三、在谈到 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
（二）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
•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 哲学家西赛罗（Cicero）。公元前55年，他首 次提出整体意义应重于单个词的意义，并指出 了修辞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 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围绕直译与意译， 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 问题，被一条绵延不断的线贯穿起来。 • 在古代，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哲罗姆的 “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奥古斯丁 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以及有关语 言符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