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穷日子：一个清代高官为何入不敷出

曾国藩的穷日子：一个清代高官为何入不敷出

曾国藩。

澎湃新闻记者徐萧

曾国藩在做京官的十多年间，其生存状态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窘”，而窘的原因是因为穷。

在入京为官之初，作为翰林的曾国藩每年的法定收入是120多两白银，而官服、住房、出行、应酬等各项支出，每年要有600多两白银，赤字将近480两。即便后来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经济压力仍没

有得到多大改善。所以，十多年的京官生涯，曾国藩考虑最多的应

该就是钱从哪来。

曾国藩弥补赤字的方式，和其他京官没什么不同，外官的馈赠（夏

天叫冰敬，冬天叫炭敬，临别叫别敬）和借贷成为他经济生活的重

要内容。对于外官的馈赠，曾国藩和别人一样十分渴望，但他也有

自己的矜持，尤其是30岁之后开始“学作圣人”，他对自己的修炼变

得严格起来，立志不以做官发财为目标，在个人修养上则近乎严苛，甚至去拜客时多看了主妇一眼，也要在日记中对自己痛加责备。

理学修养使得曾国藩在晚清官场贪风横行中得以保持清洁。然而，

低薪制带来的更多是整体性腐败。在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丰满的曾国藩，也看到了晚清官场的生态、社会生活的很多潜

规则，而且透过曾国藩的个人账簿，一个帝国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底薪制和腐败现象之间的联系，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30岁前他有很多毛病，是个庸人

澎湃新闻：你此前就写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进入学院进行

学术研究后，也把论文选题定为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曾国藩身上

有什么吸引你？

张宏杰：对曾国藩个人还是比较有兴趣。原来我写过的一些书，像《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像皇权专制、官本位啊，这些负面因素很多还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或者说残留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时代离得太远，很多东西其实已经不起作用了，比如说原始社会的食人生番，就没有必要去鞭挞。但是我们看明代的君主专制、官僚制度，能够感同身受，因为这些制度的基因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还存在着。所以以前的作品都是批判这些东西。

而曾国藩是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他的为人处世、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生命力的侧面。这是我关注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澎湃新闻：所以你很大一部分作品关注的都是明清，也主要是因为离得近，有可供参考的地方？

张宏杰：对，明清奠定的基本的社会架构，应该说一部分还在今天运转着，我们今天很多的社会规则跟明清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包括官场的行为方式、老百姓面对权力面前的心理结构，跟明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澎湃新闻：这次新出的《给曾国藩算算账》，加上此前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都可以说试图还原一个公众熟悉的历史形象，用你的话说就是“去熟悉化”。其中要去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原来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是两极的形象。

一极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是千古完人；一极说他是汉奸、卖国贼，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身上没有一点好处。所以这个“去熟悉化”，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自然的、有血有肉的形象。本身曾国藩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30岁之前他是有很多毛病的，是个庸人，后来开始“学作圣人”，才修炼自己，人格上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另外就是说曾国藩也不是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你看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也是犯了很多错误，晚年洋务运动中他也是有很大局限性。包括我关注过曾国藩对风水、相面、算卦这些神秘文化的兴趣，这都是体现他思维的局限性，这样写出来的话，是更可信、更立体、更有温度的。

穷官为何还要花钱社交应酬？

澎湃新闻：读过这本新书后，对曾国藩在京官时期的最大印象就是“穷”，但是社交支出仍占了总支出的1/5，是除了日常开支外的第二大开支。为什么社交应酬对曾国藩这么重要？

张宏杰：应该分两方面说。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员的应酬等社交礼仪都很多，平均到每个人身上都比今天多。特别是过去官员有座师，就是科举考试录取他的主考官，还有官场上的同年，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同学，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要经常走动。传统社会的理解比今天要繁复很多，所以这方面要花很多钱。

另外一方面，曾国藩是一个特别喜欢交际的人，他的人际交往面比平均数要高。而刘光第和李慈铭的交往为什么少呢？刘光第的经济特别窘迫，除了工资外，完全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所以他在别的方面支出也很少，像他吃老米，老婆成天穿着破旧的衣服，这在其他官员那里也是看不到的。刘光第不是传统京官的典型代表，他是远远低于一般水平的。李慈铭虽然也很穷，但是他仍然比较专注于个人享受。

澎湃新闻：除了曾国藩外，书中举了那桐、刘光第、李慈铭三种不同类型的京官，横向对比京官的经济生活情况，可以说除了满族官

员那桐外，其他几个汉族官员的例子，收入都非常低，无论是中层

还是高层，这是汉族京官的普遍生态吗？

张宏杰：打个比方，如果晚清的京官官场是一个光谱的话，把那桐、刘光第、李慈铭、曾国藩放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光谱。刘光第是最穷的那一级，那桐是最富的那一级，曾国藩是在中间偏穷，李慈铭则是中间偏奢靡的。所以我选取了这四个人，希望在整

体上做一个呈现。

京官的收入低，支出大，是明清两朝的普遍情况。满族京官也不见

得个个都很富，少数在户部等肥缺的是富的，但是并不是所有满族

官员都能搞到肥缺，而且除了极少数肥缺是固定给满族官员外，很

多肥缺也是在满汉之间交换的。

所以京官的低薪，不能说是民族上的差别，而是明清两朝在制度设

计上（体现出），就是京官薄俸制，收入远远不及支出。但是任何

事情都不是绝对化的，虽然整体上京官都很穷，但是当中有一些人

握有的权力很大，运用权力去营私，这样也有一小部分京官收入很高。

工资低为啥不搞点灰色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