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理性的张扬有密切关系。

必须指出，科技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方面，它需要人文价值理性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人类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价值理性的孵化。

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

在不断重视和强化人文关怀的基础上，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

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

[关键词]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人文关怀；德性；价值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垂直隶属型的社会亚系统逐渐被水平网络型的发展趋势所取代，与此相关，曾经在旧体制中起重大维系作用的、具有很强的单一性和排斥感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日益为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强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所取代。

“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1]（P210）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于已有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有了相对宽容的尺度。

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不管在要素意义上还是在结构意义上都越来越大，从而使现今的中国社会与30年以前相比较，差异点多于共同点、一致性弱于冲突性、断裂性多于连续性。

如果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进行深入分析，产生这种“新社会”的原因则在于科技发展的快捷和科技的社会影响的凸显。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如今，我们生活世界的结构当中充满了技术。

一方面，科技的实证性内在地偏离了对于抽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共同性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科技的工具理性倾向天然地具有打破旧有框架的固有张力。

科学上的“实验主义”认为只有有效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建立在“效果”上，因此，“实验主义”本身不能产生价值系统，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是道德、美和宗教的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变革，同时，人们的生活观念无不在科技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科技理性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理性便是重要的构成。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理性活动，这种活动“特别注重感官所能知道的事实，认为所有的命辞都必须根据他们认为的事实，才能成立。

”[2](P44)在科学实证主义看来，“一种单纯的批判姿态，不管在主观上被许多现象证明是多么有理，却必须让位给更加可靠确切的知识”
[3](P108)，信仰系统是无法能够被证明的，所以，它也就是不可知的、不合理的，这样，科学理性的核心在于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性、统一性、规律性和可知性。

科学理性起源于科学家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特定方式应该包括：探索创新、实事求是、崇尚真理、严谨踏实。

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地被社会所采纳和接受，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这就是科学理性，它是人所独有的认识世界、探究自然的能力，是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通常以两种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第一种是物质的力量，即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第二种是精神的力量，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

科学作用于社会的第一种力量较为明显，从而为人家所熟悉，而第二种方式和力量则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对于科学以第二种方式作用于社会的功能，爱因斯坦早就有洞见，他把科学“对人类心灵的作用”或者说“科学对于理智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不朽的荣誉”，并认为，“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一样锐利”。

正是由于科学的这样两种作用方式，所以它既可以作为“科学—技术—生产”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方式，又可以作为“科学—理性—世界观”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精神生产力的方式。

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的因果关系，中国的贤哲没能走向这两步，是无足惊奇的，而要是发现了这两个基础则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近代以来，我国的科学理论相对薄弱，在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沉淀相应地较为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升。

其中首先被认识到并受到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

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平心而言，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即科学理性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对于从科学理性通往世界观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还重视不够。

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主体能动力量，理性是人类在本质方面的重要力量和特征。

据此，可以认为，科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理性也是认识自己、探究社会，为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人自己立法的能力。

在此，我们可以把以追求理想、伦理道德等人文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称为“价值理性”。

这两种理性由于共同指向于人及其生存的客观环境而应该有本质上的同一性。

简单地说，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技术和认知世界的科技理性，又在追求人类的合目的性、合主体性的理性过程中发展出了“真”、“善”、“美”，这渗透着价值理性把握世界的发展、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更完善的方向性指引。

二
动态地看，现代化过程要求普遍地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但工具理性（即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仿佛成为技术社会的现代社会，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

马克斯·韦伯甚至认为自然科学“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4](P33)，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除魅”有关联，它的结果就在于：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消逝。

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张扬，崇尚科技万能的文化理念逐渐成为近现代社会的文化倾向。

在道德相对论、追求事实和效率精神的怂恿下，科技理性深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掩盖了价值理性的自我解释能力，于是，科学对外部自然界的技术性尝试便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

这样，以所谓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为共同名称的娱乐材料以其消费的虚拟性和充实度导致了人性的理性匮乏，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事实上将新闻形式和零散的信息整合成有足够弹性区间的“生活忠告”，使其带有一种超级广告的因素或担负起广告的模拟功能，于是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的实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以致于大众媒体和肤浅的社会思潮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情感迷茫和抑郁的诉诸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阅读更多的是周末杂志、画报和马路报刊，也更多
地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和叙叙街头小道传闻，如此而已，真正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浮躁情绪越来越烈，隐藏在高度物质文明之下的是人们的精神痛苦和行为堕落，世界因此而失去了与道德不可分割的美的存在。

在弥漫着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安和焦虑气氛中，有责任的思想家敏锐地看到了对于科技理性的过分强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价值理性的过分缺失，我们的时代面临着毁灭的可能性，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绝对文化的门槛’”，没有任何人不会不受到它的巨大转变的影响[3](P106)。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义的缺失和本能倾向的凸显已逐步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清除了出去，并把我们置于一个可加利用、但没有意义的宇宙之中，为此他们真诚地走上了精神定位和价值选择之途，渴望有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之鸟能够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生活的未来。

看来，人类在过多地占有自然飞地的同时也失落了纯真的精神家园。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前进的文化力量，科学与技术建立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假设的基础之上，于是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任何道德秩序能够被保存下来[5](P45)。

帕森斯非常深刻地指出，随着宗教兴趣的衰微，科学成了人们主要的关注点，科学也被广泛地看做是人类精神在理性上的成就，这种强劲的影响通过近代社会而留下其难以抹去的痕迹[6](P668)。

如今，人类所面对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

只有失去了内在精神的人才会疯狂地追逐外在的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的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据此，可以认为，科学好比是一艘在雾中夜航的轮船，需要人文之灯来导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托罗斯教授认为，300年前，人类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那就是将人文与科学分开发展。

在他看来，这种分割越深，人类应付复杂世界的能力就越弱。

所以，反省人文价值理性和自然科技理性的关系，强调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整体性文化观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攸关大事，乃至于许多科学家群体也在致力这一问题的研究，如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Bronovsky）在其著作《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深入地阐明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并指出当今世界文明的许多困境不是科学本身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

如今，人们倾向于认为科学理性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提高人的认识、促进社会行为理性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以工具、技术和自然科学为标志的人驾驭自然界的能力空前发展了。

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在于人类没有正确地把握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精神生活和内心要求却遭到了漠视。

如果我们一直能用人文价值理性对自然科技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求生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就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

果真如此，则虽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只能追求和满足那些正当的利益、欲望和需要，这样就不会因为积德消业而放弃人生的各种利益追求和各种欲望的满足，就不会为在磨难中修炼和“形成强大的思想业力”而“割舍七情六欲”，乃至于“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还不会动心”。

“人类在败坏，到处都是魔”只能为人类道德反动论和人类毁灭论作注解。

本该内在于个体的德行的生成无可置疑地有着外在的源泉，而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人文价值理性的孵化。

所以，人类发展中的困境和迷惑只能是人们鄙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折光和反射。

三
米尔斯曾说：“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7](P182—183)。

科学理性的“理性亏空”必须借助于价值理性的“理性垫补”，而这种“垫补”只能通过人文关怀逐渐实现。

因为，人文
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力量，它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

人文关怀以其内在精神孕育价值理性的基本途径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在科学地认识和指导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文关怀能够把人类引向远离本能和盲目的动物式行为方式的美好境界[8](P202) 人类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境地中，即一方面是动物，同时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后者使人类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为此就设定了常规，这也就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把尺子。

理性化行为要求人们理智地追求合理的恰当的目标，有效地、切合实际地追求合理的高效益。

依靠科学理性，科学家发现了宇宙规律、解释自然现象、预见世界的未来。

这就昭示人们应该按照客观规律来指导社会实践，使他们的行为“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反对一切盲目的、主观的、唯意志的行为，在科学理性之光的引导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理想的现实世界必然要求将逻辑公理、道德规范和审美原则等各自的真理性建立在某种合目的性上，而对其的论证和一系列的内化过程不得不依赖于人文关怀的渐次渗透。

第二，传播和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心灵在人文关怀的浸润下，会在更高层面上提高心智和智慧，增强人们抵制愚昧和野蛮的能力，推进社会行为方式的道德化和文明化自然科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华部分，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同时又是观念的财富。

科学知识内化于人的心灵，使人视野开阔、思想锐利、行为理智。

在科学发达、理性之光照耀的地方，野蛮愚昧和封建迷信是没有市场的。

相反，现实生活中存在愚昧落后现象，都是在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发展起来的。

当前，一些地方看风水、观星相、重巫术、建神庙以及其他一些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泛滥，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理性之光没有照到那里。

社会发展固然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精神，但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真的，而且也包含了人类善的和美的理想的愿望，包含了主体需要的价值取向，引领着人类发展的合理方向，表达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谛。

在此意义上，应该由价值理性统领科技理性以保证科技理性的正确方向。

而这只能在人文关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科学的认知功能能够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成为社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科学基础，人文关怀最终对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有人将科学理性与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情感的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认为弘扬科学理性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并把世界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科学，这是错误的。

其实，真正的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

近代以来，正是自然科学的诞生才把人的尊严从神的统治的阴影中解放了出来。

现代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高尚品质和人生理想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作为先进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度的科学理性和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汇趋势应该日益明显，社会行为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应更具人文精神。

人们能够提高自己理智的批判能力，利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知识去识别各种消极没落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各种反科学、反民主的社会思潮，如此，则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中十分深刻地指出：“一个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世界必然是宽容性的，这必然导致实用主义”。

既有的封闭社会的隐退会促发主体的个人主义和对个人选择的自由性的推崇。

前文已经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统一性的被打破和新社会的被铸造，建构了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现实的或预期的行为空间和思想空间大大扩展，形成了社会层次的渐次分化。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表明，社会群体的分
化会产生超越原有空间、经济和精神等方面限制的需要和倾向，该过程会日益增长个体化及各个要素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的离心倾向又成为通向其他群体的桥梁[9](P42)。

曾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能够将具有不同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的人们揪结在一起，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人类原始思维的特点，那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不易区分性与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性[10](P125)，这种保持了许多相当原始精神状态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江湖郎中、手相先生、风水先生、占卜者、魔法师和所谓的“教主”及其崇拜等表现了出来，这实质上是实证思维在另一个向度的延伸。

它从反面说明：在转型社会中，我国群体生活空间的弹性和有凝聚力的、能动的社会道德认识基础的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自然地助长了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科技理性的膨胀。

现代社会对“投入—产出”关系的情有独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功利意识，诱发了人们的交换冲动，使现代人的人生情趣日渐趋同、心灵空间日显封窒，人们在进行“数”的计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生命意义的空白。

[11] 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文关怀的极大缺失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不断地溢泻出来并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中得到不断强化，于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和内在精神领域中出现种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便成为必然，惟其如此，“邪教”组织才能够打着科学的幌子，严重地损害科学的尊严，直接败坏社会风气，给经济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

因此，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的前提下，通过人文主义关怀全面提升科学的理性价值，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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