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白鹿洞书院揭示

第一课白鹿洞书院揭示
导读：
一、大学理念
1.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学理念
尽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受西方的影响才产生的，但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孕育了丰富的教育思想，我国古代虽无现代大学之形，却在很早就有了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

中国古代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那时称之为“太学”。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太学、国子监和书院。

儒家经典《大学》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道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里的“道”指的是一种理念，“大学之道”就是指大学的理念。

“明明德”是指教育要使人懂得做人和治理国家的基本道理。

“新民”就是指通过教与学，使人做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

“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一个极圆满的至善境界，它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

夫然后是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
中国古代大学从汉代以后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古代官学，其教育机构主要是：太学、翰林院和国子监；二是古代书院。

前者始于汗朝，发展于隋唐朝，完善于宋朝，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

在古代官学的发展中，董仲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地位。

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习儒典”，通过兴办教育，兴办太学，学习儒学，提倡教化，人们才能懂得礼仪，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董仲舒认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才也。

古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厚也。

臣原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

数拷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也。

”[1]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太学定位在为当朝者培养统治人才这样一个高等教育机构。

太学后来逐步演变为翰林院和国子监。

无论是叫太学还是翰林院、国子监，它们都是朝廷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功能都是在为当朝者培养统治人才。

古代书院，是我国传统大学的另一重要形态。

它最早见于唐代，书院刚开始时只是一种藏书楼或学者们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

古代书院其实质就像今天的民办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求功名、循循善诱、学术自由的风气。

宋代著名儒学大师朱熹将儒家的办学思想进一步总结与发展作为书院的教育理念。

他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明确提出：“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己也”。

朱熹在书院教条中指出“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上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

其别如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

上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

上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上接物之要。

”[1](р204)分别阐述了书院自由讲学和自学读书的特点，以及阐述了书院办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和接物之要，体现了知、行合一，学、问相济，思辨结合思想，以及教育的非功利思想。

这些传统书院的办学理念，对今天的大学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了历代书院学规的典范。

各书院大师纷纷依照此例，将自己的讲学宗旨，进德和为学的基本要求及书院生活的基本守则结合起来，形成了特色各异的书院教学制度和书院办学理念。

我国古代大学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其理念都是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中国现代大学理念
中国现代的大学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基本线索是民末清初学习日本，五四之后学习美国，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

中国现代的大学的办学者，大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受过良好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从一开始就能注意到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办学者的开阔的视野与先进的理念，致使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

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改革为起点，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尚不足百年，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等为杰出代表的现代大学，并造就了一代代学术大师和一批批优秀学子。

究其原因，是这些大学的办学者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宗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蔡元培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自治”的大学理念1912年，蔡元培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就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宗旨，明确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的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并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

1917年至1927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大力推行欧美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及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的制度，从而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并确立了大学之为大他还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业。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即强调大学不是贩卖文凭的机关，大学生不是在熬资格，也不是在死记硬北教师的讲义，而是把学校作为在教师指导下自由研究学问的地方。

这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大学教育理念的非功利性。

在谈到学术自由时，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为大学。

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客观存在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

苟其确有所见，而方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

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

”
（二）梅贻琦倡导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
1931年至1948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他十分强调清华大学应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积极倡导以“通才教育，教授治校”为核心的大学理念。

他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他专门作《大学一解》一文，系统地阐述其通识教育思想。

文章以《大学》开章明义之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思想。

他指出：“今日之大学教育，聚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

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之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意义之范围。

”梅贻琦还精辟地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

而重心所寄。

应在通而不在专”。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

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

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那么何谓通识教育呢？梅贻琦认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此外他还深刻地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三）张伯苓倡导的“允公允能，育才救国”的大学理念
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了南开大学，并于1919年至1948年期间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他积极倡导以“允公允能，育才救国”为核心的大学理念。

在南大建校之处，他就把“允公允能”作为南开大学的校训，并指出：“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而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加强对学生进行五个方面的训练，这五项训练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功能’二字为依归。

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

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四）孙中山倡导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大学理念
孙中山先生在创办中山大学时借《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名言，确立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中大校训，把它作为立大志者学习和成才的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山大学的办学思路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博学的知识、好学的精神、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孙中山作为革命家，他同时认为大学是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

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精辟地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同。

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

“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

让将来的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古今人物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

“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摘自《孙中山演说集》）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大学理念，既继承了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精神，又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了革命创新，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的有机结合。

（五）竺可桢倡导的“求是和牺牲精神，学业与道德并重“的大学理念
竺可桢先生在1936年至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倡导以“求是和牺牲精神，学业与道德并重”为主的大学理念。

他指出：“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这充分体现了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是对西方先进大学理念进行吸纳与融合的结果。

他精辟地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做实验。

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惟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精神”。

“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厉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求是精神的精义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六）雷沛鸿倡导的“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科学教育”的大学理念
雷沛鸿先生先后与1940年至1941年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和1944年至1949年担任西江学院院长，他积极倡导大学教育应“与民结合、自由思考和科学教育”的大学理念。

他认为大学“只有朝着‘勿忘老百姓’的目标去努力，然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才能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当其生根与民众生活，得民众力量的沾灌，而发荣滋长。

”雷沛鸿还认为：“一个大学之所成为其大，必须有三个要素，就是：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和运用科学方法去思考。

比如是，大学教育才能生根与民众生活，发挥其研究学术、培养人才、传播智慧、化民成俗
的功能。

”大学应“创造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培成实事求是、行以求知、追求真理的学风。

发挥光大自由思考的大学传统及现代科学教育的精神，转而以教育力量，作用于现实社会，协助广大民众思想、行动与生活的解放”。

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许许多多的教育家从各个角度阐悉了大学的理念。

除有代表性的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等外，孟宪承认为：“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孕含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理想”。

现代大学应努力实现的理想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三方面。

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在教人学会做人，掌握知识，而且要教人做“士”，即成为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

郑晓沧则依据英国和德国的大学理想，认为现代大学教育理想是：“一为君子，一为学者”。

“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于学问上之修养”。

东南大学校长则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平衡”的办学理念。

从上述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考察，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的理念的发展有以下特点：一是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继承了中国传统经典，并吸取了西方之精华。

二是紧追潮流，充满时代精神。

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学理念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三、建国后，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
建国后，中国大学教育基本是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实行“以俄为师，独尊俄式”的模式与理念。

这一阶段大学大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大学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服务。

蒋南翔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结合清华实际，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大学理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他在《办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一文中深刻地提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教育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现在办的清华大学，也应该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

他的主要观点集中起来主要是大学要认真做到“四个必须”：即：1是大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坚守马克思注意的思想阵地；2是大学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3是必须实行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4是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然而，1957年以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里，在“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政府片面地否定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大学理念和1912年前后在我国广为传播的西方大学理念，把教育方针调整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方针，强化了教育与政治的联系，这种倾向主要发生在1957年至1978年以前，这一时期我国大学已成为国家政治工具的理念，中国的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建设起来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大学自治”等大学理念已荡然无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重塑大学理念，恢复大学传统成了大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内许多大学都在积极探索新时期大学的理念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中国的大学重塑大学理念之风盛行。

1998年，正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围绕北大百年校庆，举行了一个由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参加的高等教育论坛，议题是“21世纪的大学”。

世纪之交，我们又重新回到“大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一方面增强了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利，高校自主办学、建立学术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内容写进了高等教育法，中国的大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大学的发展建设同时又强化了大学是经济建设工具的理念。

当前，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大学也在经历转型，中国的高等教育正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之中，它即承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又要承受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严峻挑战，我们对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呼唤从没像今天这样紧迫，对大学的发
展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关注、重视。

然而，和世界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

大学中的政治至上、经济驱动比比皆是，遮蔽了大学精神的光芒。

大学里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功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官本位、政治挤压、商业化的侵蚀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灵魂。

大楼多于大师，设备重于人才，仍是普遍的现实。

大学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大学的教学、人事、科研、建设等职能部门都习惯于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环境和意识，这种自觉把大学纳入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做法，客观上弱化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本质特征。

大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摆动，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过度热衷，使得神圣的学府被人指责为“学店”。

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思想指导下和毕业生就业率这根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国传统的大学理念和20世纪前半叶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先辈们所倡导的办学理念，已难寻踪迹，而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大学理念又没能确立起来，试问没有一流的大学理念，我们又如何去办一流的大学？
二、书院文化
书院是宋代的地方教育组织。

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宋代。

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

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

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

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

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

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1.基本介绍
书院，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有别於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
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

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所创设的丽正脩书院。

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1][2]，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後，在北宋盛极一时。

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

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

随後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继续抑制书院。

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

直到戊戌变法，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

自民国年代起在香港、台湾均有不同学校称作「书院」，但已与古代的书院有所出入。

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

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③也有叫书屋的，如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1. 唐代：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

玄宗开元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

参阅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四，《新唐书·艺文志一》、《百官志二》、《张说传》。

2. 宋至清：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

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

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参阅宋王应麟《玉海·宋朝四书院》、宋洪迈《容斋三笔·州郡书院》、《元史·选举志一》、《清史稿·选举志一》。

2.发展历史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

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

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

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

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

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

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

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

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

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3.历史沿革
唐代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

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635）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

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

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宋代书院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

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

其中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

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

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

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

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