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课教学革新思考

现代文学课教学革新思考

一、三种精神

（一）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敬畏负责和执著。朱熹说：

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敬业精神也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兴

旺发达的基石。早在20世纪初，鲁迅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四

亿人生着一种病，那名称就是马马虎虎，不医好这个病，是不能救中

国的。鲁迅的敬业精神体现在他对读书的热爱与时间的珍惜。胡适先

生曾写过《差不多先生传》，批评当时的国人缺少认真的精神。中国

人整体缺乏认真的敬业精神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密切关系。工业文明

是指工业社会亦即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它贯穿着

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等六大基本原则。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

的重大区别就是精确与模糊的不同。工业文明的六大基本原则都要求

精确、认真，而精确、认真的基础就是敬业精神。相对于工业文明来说，传统的农耕文明则是松散的、孤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

不像工业社会那样紧密。

（二）学术精神

大学生必须有学术精神。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高

校课堂教学的本质是研究性的。所谓学术精神就是要敢于针对某一学

术问题有根据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主张或理论，就是不迷信权威。人们对权威普遍怀有崇敬之情是准确的。但是这种崇敬如果无限制地

膨胀，就必然导致神圣化和迷信化。在思维领域，很多人习惯于引证

权威的观点来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不假思索地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一旦发现与权威的观点或看法不一致，便认为是错了，并且大加

挞伐，这就是思维定势中的权威定势。

在传统社会中，权威定势的强化主要是通过统治集团的有力培植来实

现的，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扼杀反叛意识。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集团本身就是各种权威的总代表。自身权威的巩固必然会在整个

社会中产生一种导向，使得普通民众对于各类权威望而生畏。东西方

在强化权威定势这个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圣经》

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使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圣经》的神圣地位，其实质是维护教会的权威。有一次，一个教士借助望远镜看到了太阳

上的“黑子”，而按《圣经》的说法，太阳是圣洁无暇的天球，是绝

不会产生“黑子”的。最后，那位教士自言自语地说：“幸好《圣经》上早有说法，不然的话，我几乎要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了。”在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拼命

地吹捧孔子，把他的言论作为官员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实也是为了维

护自己的权威，因为儒家学说就其本质来说是保守的、是维护权威的。更为露骨的做法是：统治阶级刻意神化自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

“真龙天子”。例如汉代的刘邦就是龙种，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长期

被美化，就因为他也是“龙种”。这实际上是在强化君王的权威。学

术精神要求对名家名篇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鲁迅先生有一篇杂文

《答KS君》，其中这样批评章士钊：“至于这个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

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鲁迅在此批评章士钊连成语也用不

清楚是不对的。“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都有越来越糟的意思，

章士钊并没有用错，而是鲁迅批错了。这是学术精神的匮乏所致。一

般中小学老师不可能没这种常识，但是之所以不指出来，主要是不敢

批评名家，不敢对名篇提出异议。

（三）创新精神

所谓创新精神就是对现有结论的不满足，做勇敢的探索者。在西方发

达国家的教育思想中，常常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头脑独特地思考问题。

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就是创新精神。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

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

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以他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为例。

在这篇小说中就有四大创新，分别是体例创新、思想创新、笔法创新

与词汇创新。首先看体例创新，仅小说的名称就体现出一种大胆的首

创精神，那就是《阿Q正传》这个名称不符合中国传记文学的体例。

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人物传记，总是先写某人、字某、籍贯、家庭状况，等等。而鲁迅却是在为一个不知道姓甚名谁，甚而连籍贯

也模糊的人写传。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一篇不伦不类的

“四不像”。不过就小说达到的思想高度、艺术高度和文化高度来说，却远远高于那些“既伦又类”的正宗传记文学。从传主的身分来说，

阿Q既非达官贵人，也不是英雄豪杰，更不是帝王将，而是一位“割

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农村打工仔。他有什么好传的？为这种人作传，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就算写小说，以阿Q 们做主人公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罕见的，更别说是作传。

从传记文学的内容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树碑与立传并举。树

碑是将传记的梗概刻在石头上给鬼看，也给人看。就是将主人的功德、官级、财富作为主要内容。但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所写的几乎都是

阿Q不甚光彩的东西：赌博吃酒，欺负弱小者，侮辱小尼姑，调戏女

佣人，晚上看戏的时候对女性观众实施性骚扰，还有一些偷鸡摸狗的

勾当。从小说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一反传统传记文学的惯例，

把文学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阿Q之流请入文学殿堂，为底层贫民争得

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其次就是思想创新，阿Q这个国际级的

艺术典型，其故事之所以持续被“克隆”、开发和复制，关键就在于

阿Q形象的原创性。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思想原创性，鲁迅在这篇小

说中率先提出了“精神胜利”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其意义在

于首次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普遍弱点之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为

失败寻找种种理由，甚至将失败化装成胜利。

其三是笔法创新，具体说就是用杂文的笔法写小说。首先是叙述事件

前的讽刺性议论，小说开头就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

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

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