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新闻发言人

当时班里比较活跃的有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同他们相比，王勇平给史安斌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只是“见人爱微笑”。
“你们从事的是一项有风险的职业。”史安斌告诉学生。
带着老师的这句话，“黄埔一期”们经历了各不相同的仕途人生。
低调转岗
不打官腔成为个性
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仅这一点，在大部分新闻发言人还停留在官员固有的话语体系中的时候，“二王”的表现成了个性。
2008年7月，王旭明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后突然卸任，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此后一年他出版的书里，卸任的一天被比作都德的《最后一课》。后记中充满纠结：“望着语文出版社窗外那摇曳的老槐，听着叽叽喳喳传来的自在鸟鸣声，难掩心中复杂之情，百感交集。”
首期培训班学员包括王勇平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现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人当时就以“后备力量”身份参加培训。
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为期不过5天，在史安斌看来有点“扫盲班”的意味。台下坐着的这些学员们，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从未面对过镜头。
在王勇平以沉默告别的转身中，他们定格成为这幅画面的背景。
岗前培训
培训第一步“开口”
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把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2003年8月，地坛医院的“生命走廊”上，北京最后一批康复的“非典”患者与亲人相拥。同这些成功抗击病毒的人们一样，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迎来了新生。
主要包括国家计生委于学军、国家体育总局张海峰、国家宗教事务局郭伟、南水北调办公室蒋旭光等。
这些新闻发言人所在的部门大多与大众沟通并不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
有媒体报道称，通过有关检索，发现部分新闻发言人鲜有以这一身份向公众传递出相关部门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在这一岗位上坚守8年的南水北调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蒋旭光等，他们的职务过半没有改变。
“我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负起自己的责任。”
王勇平卸任后，对想要采访的记者说。
固守阵地
首批发言人11人在岗
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仍守在这一岗位的有11人。
将去年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04年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对比，7年之后，仍然守在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有11人，占比不到两成。
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史安斌指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有自己的另外工作主项，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获得擢升
发言人表现无关升迁
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三成获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长，如民政部原办公厅主任窦玉沛、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主任胡晓义、原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王世元、原信产部办公厅主任刘利华，新闻出版总署原办公厅主任孙寿山现为该署副署长。
“7·23”动车事故发生尚未满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将远赴波兰，一度惊涛骇浪的民间批评骤然部分转向，透出依依惜别的意思。
7年多前，作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里，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最棘手的突发状况。
“黄埔”一别，转眼7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
行将赴任之际，王旭明对一位记者说：“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对王勇平在动车事故发布会上的表现，王旭明给老同学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公开信，指出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中存在的问题。8月，王勇平卸任。“二王”都成了新闻发言人群体的“槛外人”。
对坚守至今的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史安斌认为他的声望正来源于时间的历练，从部门工作以及媒体素养、传播素养方面都得到丰富的积淀。比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黄毅作为新闻发言人来到人民网，与网友“面对面”，面对网友尖锐的提问，黄毅给出了详实的回答。在这次网络访谈中，公开表示，温州动车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一起特别重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事故。此外还就“35人红线”的坊间传闻正式回应，用事故分级的具体做法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天，国家安监总局还在人民网开通了微博。在坚守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同时，黄毅也获得了提升。2004年他的职务是政策法规司司长，现在他已是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黄埔一期”有“二王”，即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被归类到“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之列。
强调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而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大学生养猪论”；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抛出“媒体无知论”；批范跑跑“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王旭明发布新闻时，自己也成了新闻。
对此，王旭明认为，他希望把枯燥的政策转化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文化形态说出来。“在这些引发媒体哗然的背后，国家的政策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宣传。”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当时刚从美国回清华执教，与清华同事李希光、董关鹏等教授一道正忙于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面向外宣工作者进行“全球传播高层研讨班”的教学工作。“非典”结束后得到通知，国新办要启动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要“以培（训）斌的最大目标是把台下这些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当时的课程设置共五个模块：领导讲方针政策；专家讲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资深记者白岩松、敬一丹等还有国外媒体从业者讲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如何互动；资深发言人，如孔泉和刘建超等传授经验；最后是模拟演练，由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专家点评。精挑细选的学员加之强大的师资，被称为新闻发布的国家队。
看到当年学员名单中三成被擢升，史安斌想起“黄埔一期”开班时一位领导在讲话时透露，他们向中央建议，以后提拔任用干部要优先用有新闻发言人经验的。
“随着以‘阳光政治’为主题的党务、政务公开的稳步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必然会更多地置身于镁光灯下。”史安斌说，他们会更接近媒体。“担任一段时间的新闻发言人，经过媒体和公众的考验，对官员的政治生涯有好处。”但反过来说，史安斌认为由官员兼任新闻发言人，是我国特有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设计，也存在与生俱来的弊端。这一弊端在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工作中被放大。史安斌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政府新闻发言人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
王勇平擅长诗歌散文写作并爱好书法，“他是温和的、文雅的，几乎不发脾气”，一名与王勇平相识的铁路人士说。常与他接触的记者也多有类似评价，日常采访遭围堵，他会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截至动车事故发布会之前，王勇平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和善”。
风格迥异，却被归为一类，他们的老师史安斌认为民间所称的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