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先秦哲学中“天人之辩的发展”

浅析先秦哲学中“天人”之辩的发展

[摘要]“天”与“人”这两个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贯穿中国哲学史的“天人之辩”则在先秦之前的奴隶社会已经发轫。本文试图就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与“人”这两个概念的产生以及先秦哲学中“天人”之辩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疏理

[关键词] 先秦天人之辩孟子荀子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史上, 天道与人道可以说是贯穿这一历史的两条主线:天道蕴含道的客体方面, 如宇宙的化生、世界的本原;人道蕴含道的主体方面, 如人的价值、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等。若按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哲学的划分, “天”大致可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 广义) , “人”可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人生论。从这一粗略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对认识论的讨论是贫乏的。而对天人“天人”关系的争辩则是哲学史上一个长久不息的主题, 它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时代”, 至魏晋玄学时期演变为“自然”与“名教”之争,宋明理学则用“天理”与“人欲”之争来阐释天与人的关系, 直到王夫之对这一问题做出系统总结。方立天在其著作中将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归结为三类,他说: “天道与人道, 分属于自然与社会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国古代有以天与人相合,有以天与人相分,亦有以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即既对待又统一。”(《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 人民大学出版社)“天人”之辩虽然开始于春秋时期, 然而它在奴隶社会已经开始萌芽了, 这可以从远古的传说、原始宗教、文字记载中得到证明。本文试图就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与“人”这两个概念的产生以及先秦哲学中“天人”之辩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疏理。

一、诸子百家之前“天人”观念的演变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 上册) 中认为“天”有五义: “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的概念是在不断地变化、丰富的, 因而对天人关系的讨论也在不断地演变。不过, 就其源头而言, “天”是指主宰之天,即超自然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天人观念萌芽于上古先民的宗教意识。在原始先民的宗教意识中,自然界是一个异己的神秘力量, 各种自然现象都有神灵在支配,人类不仅依赖自然,而且必须服从神灵的意志。进入文明时代, 随着地上统一的王权的形成, 天上也出现了至上神,它是日月山川诸神的宗主, 又称“帝宗”。上帝不仅是自然的主宰,也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世界上大多数原始宗教都经历了一个从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的过程。殷商的最高统治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它拥有统治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权力, 人类只能对之盲目地崇拜和绝对的服从。这时的天人关系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是密切相关的,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天”像一个暴君一样高高地悬在人们的头顶。周取代殷后, 天人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天人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天”虽然还是最高的人格神, 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暴君, 而是一个有道德理性、能够赏善罚恶的最高主宰。这时的“天人”关系集中的体现在当时的宗教天命论上。周初统治者有鉴于殷由奴隶倒戈而亡的事实, 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结论。道德是天命得失的根据, 天具有“择天降德”的理性能力。殷人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 ,周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功劳敬谨,于是能受“天命”,统治天下。既然皇

天是人类社会政治和道德的立法者和监护神, 统治者也只有“以德配天”,才能“祈天永命”。这样一来,天神就由原来那种盲目的神秘莫测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具有人类理性和道德的人格神。按照宗教天命论,虽然“天”和“天命”具有绝对的权威, “人”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 但周初出现的“天命靡常”、“天不可信”的观念,客观上贬低了天的权威和作用, 强调和突出了人的自主意识和地位。随着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至春秋时期, 普遍出现了怀疑天道神权的无神论思想。史嚚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百姓而不是神灵, 神灵的意志是通过百姓来实现的, 他说: “国将兴, 听之于民;国将亡, 听于神。神, 聪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郑国子产否定天道与人事有内在的联系,他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神秘渺远而不可知, 人不能受它的束缚和支配。这些思想可以说都是对殷周以来的“帝”“天”至上的天人关系的叛离, 它也反映封建社会即将取代奴隶社会这一动荡的过渡时期中新兴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殷周时期的天人关系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天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人完全屈从于天的结构。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其发端期有重“天”、轻“人”的倾向。其实不然,之所以如此地突出“天”,其实质是为“人”、人世设定一个形而上学的本源, 为王权设立一个高高在上的、无可辩驳的本体根据,因此它具有工具性的一面。这一倾向在后来的哲人的著述中时有体现。一个民族的发源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民族以后文化的走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天人观念的气质对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时的“天”带有强烈的工具气息, 而实质上“人”才是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注视的焦点。哲学家们谈到天,很少将它作为自然之天、人作为与人对立存在的客体加以讨论。当然荀子属于例外, 不过他在为“天”、“人”划界线, 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后, 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如何培养理想人格、如何富民强国这些人事上了。后面将作更加详细的讨论。这与西方古希腊文明是旨趣迥异的。

二、诸子百家兴起时的“天人”之辩

在传统天人观念瓦解过程中, 形成了新的天人理论, 最有影响的是儒道两家的天人学说。孔子可以说是在奴隶制趋于崩溃时期从贵族中分离出来的士阶层的代表, 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从孔子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在对待“天人”关系上, 存在着一种紧张:一方面, 他意识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趋势, 即“天”之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淡化, “人”的地位的抬升, 因此他将其学说的重点放在人道上;另一方面, 孔子是从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信而好古”,他无法冲破西周以来天神论的桎梏。其特点, 一言以蔽之,便是“敬鬼神而远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 ‘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