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流质易变”梁启超

他至情至性，一生以情为依托，发乎至诚；他“流质易变”，不为投机，只为胸中那抹爱国情怀；他于学术往往浅尝辄止，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博大和深邃。他就是梁启超，是伟人，却也是一个普通人。

——题记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任公，号沧江，别号饮冰室主人。

在近代中国那段时局变化多端的历史上，梁启超这样善变多变、多才多思、多情多欲之人本就是十分少见的，又是因为这样，想要完全认识了解梁启超似乎又不大可能，所以梁任公先生历来就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我认为，正是因为他有血有肉，至情至性，才可以让我们在高高仰望的同时感受到、认识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善变”的一生。

一、政治之变

近代中国，如果给予乱世之称是绝对没有任何疑问的，自大门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打开后，懦弱腐朽的满清帝国自然是没有抵抗力的，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际，涌现了许多爱国人士，纷纷为了国家之兴盛绞尽脑汁，寻求出路。

而在这众多政治家中，梁启超绝对是别具一格且不得不提的一位，他的名字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且影响了后世许多优秀人士。那么，别具一格又是从何说起呢？这就不得不说起梁任公先生一生所经历的“政治之变”。

总的说来，自梁任公先生1890年被时为监生的康有为“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且感“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后跟随老师走上政坛，他的一生大概是经历了政治之五变：

一变是梁启超后来所有改变的开端，也是他有康有为分道扬镳的开始，他由主张维新变法变为倾向民主革命，深受民主革命影响的梁启超，在日本期间与孙中山接触频繁，甚至拥被长谈，期间更是联合康有为学子致信康有为，劝其退休。

二变则是从倾向民主革命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这转变大约是经历了许多波折的，因为中途梁启超曾一度放弃了民主革命，重回康有为麾下，也为

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带来了困扰，但在清朝最后的挣扎“预备立宪”中，梁启超选择了支持，虽然时间极短，但其实立宪政见是真正伴随了梁启超一生的。

三变建立中华民国之际，又从君主立宪成为拥护民主共和，这段时间的学者的评价大约是积极的，这也是梁启超随着局势做出的极具有进步性的决定，可是，好景不长。

民国年间，四变开始，曾为“倒袁派”的他一度拥袁，当然这也与袁世凯掌握了他的想法，让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保证信以为真，所以拥护袁世凯并做了不少令世人认为十分荒唐的事，这镇压“二次革命”当然也有梁启超的参与了，不得不说，这段时间的梁启超的声望是大不如前了。

五变则是在他发现被袁世凯欺骗后怒而转为反袁，经济窘迫的他更是丝毫不在乎袁世凯的贿赂，怒而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在自述里是这么说的，“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消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固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这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何为所言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断无”了。

作为政治家，梁启超一生跌宕起伏，“见理不定，履变履迁”其实是有原因的，他并不是政治投机，而是时局的瞬息万变以及胸中那抹真正浓烈且纯真的爱国情怀使他不得不变，所以世人常言，梁任公先生的“善变”其实真正显示出了那诚挚的“不变”——爱国之情。

二、思想之变

胡适曾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其实无论在政治还是思想，抑或是学术方面，梁启超都是过渡型的创新型人物，这也正好体现了梁启超思想之变化，更有人评论他所言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断无”，我也将这变化大约总结成了思想之四变。

思想之一变我认为是梁启超毕生思想变化最大的一次，这一变便是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信奉“三世说”，宣传“托古改制”，把孔子当作中国的教主，这一变不可谓不惊人，梁启超毕竟出生于典型的封建小农经济家庭，从小聪慧的他接受的自然是无比正统的封建主义教学，且参加科举并年少有为，然而在1890年拜见康有为后，他发出了“生平知有学自兹始”的感慨，从此在康有

为门下读书，并与康有为共同领导了戊戌变法，这对于那个乱世来说，是开启了一段新思潮，毕竟对于习惯了封建制度的人们来说，要改制那可是闻所未闻的。

二变就是师徒分途了，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失败东渡至日本后，受日本明治文化的冲击，且在日本读了大量的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除此之外他也结识了孙中山等人，种种原因使其思想为之一变，转而宣传新民理论，反对保皇保教，师徒自此矛盾越来越重，虽不至决裂，但往后陌路之因，皆在于此，对于那段时日，梁启超后来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履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又言“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这时候梁启超更是发出了被后人感慨至今的言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三变其实历史上是有诸多质疑的，因为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梁启超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变化，更多的是在乎于康有为的师生情缘，这就充分体现于1903年梁启超游美归来后，在康有为的“责备”、“婉劝”之下，又“痛自克责，悔过至诚”，重新回到康有为的保皇派阵营，不过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段时间梁启超其实内心是没有放弃新民理论的，否则后来也不至于与老师彻底决裂，甚至在报纸上互斥。

其实梁启超思想的变化和政治的变化相比略显单薄，也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比较显著的四变则是在于“五四”运动时期，他曾一度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深表同情和支持，然而当这股思潮真正的到达中国之时，他却又开始反对社会主义。

即便众人对梁启超思想之多变持有怀疑太多，但我们仍旧无法否认梁任公先生思想之影响，曹聚仁用这样一句话精辟总结“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三、学术之变

相对于人们对梁启超政治和思想上的评价，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表现还是差强人意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梁启超在学术上不及王静安先生的精雕细琢，但绝对不是粗浅的，有学者也有评价说梁任公先生很有“百科全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