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da V.Arizoa)

1963年3月2日晚，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大剧院十八岁女营业员芭芭拉.约翰逊下班后正赶着搭乘公共汽车时，被一个男人猛地推进了他的小车里。这人捆绑了芭芭拉，把她劫持到城郊强奸了她。菲尼克斯警方根据芭芭拉的事后陈述，逮住了欧内斯脱.米兰达（一个劣迹斑斑的年轻人），问他是否愿意主动答复有关这一案件的问题。在警局的一批嫌疑犯中，米兰达被两名妇女指认出来。一名妇女确认他是1962年11月持刀抢劫她的那个人；芭色拉.约翰逊则认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当警局的官员告知米兰达他己被两名妇人指认后，米兰达在他亲笔写的供述中，陈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还特别提到他是主动交代，并且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充分的了解。嗣后，米兰达被控犯有抢劫力、绑架和强奸罪行。在对米兰达案的审判中，法院为米兰达指定的辩护律师使警局官员承认了在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没有告知被告人有权请辩护律师，当时也无辩护律师在场。在律师提出反对意见后，主持审判的法官仍同意米兰达的供述可以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陪审团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的评议后，宣告米兰达有罪。米兰达面临四十到五十五年的监禁。米兰达向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失败后诉之美国最高法院。

[审判]

1966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推翻了原市法院对米兰达的有罪判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在说明推翻该案原判决的理由时说：被单独隔离进行讯问的作法是与我们国家的最珍视的准则之——不能强迫某个人把他自己牵连进刑事案件一执法机关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是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而且十分合理地认为值得为之付出代价的。米兰达在警局官员第一次对他进行讯间时就必须享有正当程序权利的要求，这些程序性的保障措施（权利）包括：

1、在提出任何问题之前，该嫌疑人必须被告知：（1）他有权保持沉默；（2）他的任何陈述都可能用来反对他；（3）他有权在接收讯问时要求律师在场，无论该律师是私人聘请还是法官指定的；

2、该嫌疑人对上述告知列举之权利的任何放弃都必须作出“明知且明智的”表示，同时也必须是自愿的；

3、如果该嫌疑人在审讯的任何阶段上“以任何方式表示”要求律师在场的意愿，该讯问就必须立即中止，直到获得一位律师之时；

4、如果该嫌疑人“以任何方式表示他不愿意接收讯问”，讯问就不得开始，如果已经开始应该停止（哪怕是该犯罪人已经给出了归罪信息），并一直等到该嫌疑人以向律师咨询井同意接收进一步的审讯。菲尼克斯警方在警局拘留米兰达的时候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讯问，米兰达在未被告知享有辩护权利，又没有辩护律师的帮助和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所作的供述，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

[评析]

最高法院推翻对米兰达有罪判决的直接依据，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奉行的非任意自白的排除法则：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作的自我表白心迹或自己说明自己意思的陈述，都必须是基于被告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即被告人自愿供述。作为被告人口供的自白必须具备上述性质，否则应予排除，自白排除法则的理论依据，在不问时期是各不相同的，有一个从“防止虚假”到“正当程序”的理论“进化”过程。

由于文化上的血缘关系，美国法律制度和判例所规定的许多原则、制度和法则，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英国法的发展史上找到它们的雏形或原型。美国证据法上的自白排除法则，

渊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考门罗原则”（一说是1215年6月15日英国的贵族迫使国王约翰所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大宪章》），意在把基于不当的自白或不自由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出去。在早于米兰达案一百多年前的1783年，英国法院就在“英国诉沃利克沙尔”案的判决中表达了这种思想：任何人都享有免除自证有罪的特权，以防取得的供认有不可靠的危险。

自白排除法则在美国被认为是一项宪法所赋于的特免权。1791年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在美国的判例法和某些证据法典中发挥作用的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特免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证人的特免权，另一类是被告人的特免权，被告人特免权的内容包括：被告人不得被强迫在刑事诉讼中作证，甚至不能被强迫进行宣誓或站在证人席上。在这里，由于对自白的排除法是以对供述人人权的关注为基点的，从而区别了基于虚假排除说的传统的自白徘除和基于正当程序的自白排除法则。在美国，自白的任意性在取得公理的地位之后，自白法则更多地开始关注自白时的“程序合法性“问题”。相应地，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有关自白法则的依据，也由“供述的任意性”转向了“程序的违法性”。如1943年的马科普案（Mcnabb V.U.S)和1957年的马洛里案（MolloyV.Hongan），判决认为如果自白是在联邦官员将被告延长拘禁期内所得或侵犯其律师帮助权，或未遵守沉默权告知的规定，不问此项自白之可信任性与自愿性如何一与此无关，在联邦法院的刑事审判中都不得采用。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的判决中，又将这些规则延伸到了侦查阶段，并最终树立了自白排除规则沿革史上里程碑式的法则一米兰达规则。

米兰达规则直接规范了国家官员在对被关押人员进行讯问时的职权行为，它的全部内容是对被告人的忠告，也是对每个警员的“忠告”。在西方引进的影视片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警察对被捕的犯罪嫌疑人不厌其繁地反复下列台词一它们就是米兰达规则现实的生活形态一米兰达忠告：米兰达忠告卡片。

不少人会认为“米兰达规则”有不分敌我、古板繁琐，但主要是助纣为虐的倾向。在美国本土，联邦最高法院因本案而遭受的批判和指责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批评者，包括一些专业的团体如国际警察首脑协会与美国地方律师协会，声称关于（警察）进行讯问时需要有辩护律师在场的决定，会加重（司法）制度的负担，使认定有罪的数字减少。这将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放纵骚乱和犯罪，恶化社会治安环境。正当程序无疑使得对犯罪者进行逮捕、定罪和惩处更加困难。对米兰达规则指责基本上是来自人们这样的困惑：对一个作了供认的杀人犯，为什么单纯地由于他在向警察官员供述罪行时没有律师在场或警察疏忽履行一些繁文褥节，就应予释放？他们呼吁，“不能因治安官犯错，让犯罪人逍遥法外”。

但最高法院并未为这些批评所积聚起来的阴影所笼罩住。作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标志是司法独立，法院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护作为自由社会基石的人权观和价值观。对于这一点，美国公众是深信不疑的。最高法院可以担当公众（或国家）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它应当成为“在美国人民明确价值观的重大的全国性讨论中的领袖。”虽然米兰达规则可能超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子义范围，它仍然应该被认为是对宪法条文的一种合理的演绎。警察不允许享有强迫被讯问人回答问题的法定权力，无论他们采用了何种形式。在讯问的所有阶段，任意一项指控都意味着被告人有要求律师在场的念头，在此以前不得进行任何提问。米兰达在警局官员第一次对他进行讯间时就必须享有正当程序权利的要求，警察只有在给完一系列的忠告后，才拥有交流与讯问的权力。未经正当程序而获取的被告人的口供，一律不得用来作为反对被告人的证据。

早在1835年，作客美国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就深深地感触到“美国人赋于了法院以无限的政治权力”，“美国的最高法院，不管从其职权的性质来说，还是从受审人的范围来说，均远远高于已知的任何法院。”甚至可以说“联邦的安定、繁荣和生存本身，全系于七位联邦法官之手”。到了1937年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高法院一改稳重、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