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

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
池子华冯欣（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本文采集《申报》的信息，以1906年苏北水灾为中心，探讨灾荒发生的原因及其
社会各界为赈灾所采取的救助措施。

认为灾荒中清朝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但由于吏治腐败、
财政匮乏等原因，没有实力对救灾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民间救灾组织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成为社会调节不可或缺的力量。

关键词近代中国；灾荒；救济
中图分类号G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09）02-0067-07
收稿日期2008-12-28
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男，安徽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
史研究；冯欣（1984-），
男，江苏邳州人，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February.2009【历史文化】
2文化学刊
Culture Journal
1906年的中国，灾荒遍布大江南北，尤以湖南和江苏北部为重。

本文以1906年苏北水灾为中心，探讨灾荒发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各界为赈灾所采取的救灾措施，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灾害的影响及产生因素
1906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全国灾荒遍布，特别是两湖、两江和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水灾严重，饥民遍地。

在1906年这场水灾中，湖南和江苏灾情最重，江苏更甚。

而江苏之中，又以苏北为最。

“本年江苏水灾以徐海为最重，常镇两府属次之，其余各处亦多被灾”。

［1］当时苏北的灾民初步估计就有百余万。

由于阴雨天持续数月，农田颗粒无收，房屋倒塌无数，许多生产生活工具被大水损毁，正如当时《申报》报道：“本年雨水多溢，江北多被水灾，以邳州、
睢宁、宿迁、海州、赣榆为最重，平地多有积水二三尺者，汪洋一片，秋收颗粒无望，种麦亦将不及，该处素称贫瘠，民间向无藏粮，顷此其灾，穷民荡析离居。

”［2］由于水灾，粮价飞涨，灾民只能以霉烂的谷子、树叶、菜叶糊口，《申报》报道称：“豌豆、小麦等与往岁之特别有五：曰秕、曰疮、曰腐、曰黑、曰臭，磨面蒸饼色如泥黏……含微虫食而生病，然不敢食，亦不能不
食。

”［3］
由于食物霉烂变质，加之缺医少药，大量灾
民病死。

灾区的冬赈局“人数过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所给皆豆饼，豆饼者，榨油之余粕也，食
之不善，往往得疾病死，死者日数十百也”。

［4］就是
这样的食物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求生存，只好背井离乡，“近闻徐海饥民纷纷南下至清江，竟有饥民不得食抛弃子女者”。

［5］
（一）灾害的影响及其主要表现
一是人口逃亡。

面对如此严重水灾，广大贫苦农民非死即徙，流民潮随之涌起。

灾民的迁徙，以
2009年3月第2期
M arch.2009
No.2
文化学刊Culture Journal
向江南地区和清江地区为主。

当时江苏地方官向清朝政府报告：“现在各处留养饥民扬州约有4万人，江宁3万人，镇江1万人，唯清江浦相距灾区较近，开办最早，人数最多，已经40余万人。

”［6］二是农业遭受巨大损失。

灾荒的发生，不仅使广大农民陷入饥馑、死亡，而且耕地面积缩小、荒地急增，使社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

其一，农业歉收、物价暴涨。

灾荒之后，灾民或死或流亡，灾区往往出现“佃种乏人”的局面。

其二，农业生产条件遭到严重破坏。

如《申报》1906年10月4日所记载：“荡涤之房屋无算，漂什物无算，淹毙马牛羊更无算。

”［7］造成农民的极度贫困，灾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往往压缩或恶化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得不变卖耕牛，吃掉种子，抵押转卖犁耙等农具。

这种现象，在灾荒后的农村中广泛存在，农民无力更新和补充农业设备和农具，导致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衰退。

三是社会动荡不安。

“饥馑之年，天下世乱，丰收之岁，四海承平”，这一人们熟悉的口头禅，道出了灾民与社会动乱的关系。

这表现在：其一，抢米风潮。

饥寒交迫的灾民得不到救济，起而抢米店、劫米车、吃大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从《申报》当时的报道来看，这场水灾已经蔓延到苏南地区，上海、苏州、扬州饥民因得不到及时救济，纷纷抢米店，关于米店被抢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导致米店在官兵的保护之下才敢开业卖米。

其二，农民起义。

历代的农民起义暴动，无论时间长短、地域大小，爆发的主要因素是政治的腐败，而“导火线”却往往是灾荒。

1906年的苏北水灾虽然地方官吏严加查办，但还是导致了海州农民起义，海州人氏步恒、金堂率领数百人抢劫米店，并将所抢来的米粮半价卖给百姓，得到了不少百姓的支持，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

四是灾害对人的心理伤害。

灾害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破坏了农业生产，而且还给灾民的精神和心理上带来沉重创伤。

灾荒的发生，使人的心理失衡，以致心理异常，从而造成诸多令人震惊的行为发生，卖儿鬻女比比皆是。

“近闻徐海饥民纷纷南下至清江，竟有饥民不得食抛弃子女者”，［8］“北路饥民来扬就食者愈聚愈多，资遣不去，江甘两县令恐其滋扰生事，同往南门外静慧寺查察，讵饥民恃众哄闹竟将该寺围困”。

［9］这些都是心理异常的表现。

（二）导致灾荒发生的诸多因素
从自然因素来说，自然生态系统的异常状态与运动是灾害发生的最直接原因，一个国家或地区复杂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必然对灾害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就苏北地区而言，自然生态地理条件极其复杂。

1.气候影响。

苏北地处东亚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是典型的大陆季风性气候，季风影响十分明显。

季风一方面带来丰沛的雨量，为农业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引起的降水频率较大。

1906年苏北地区的大雨就是受台风的影响，使得大雨连绵数月，苏北地区成为沼泽之国。

2.地形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苏北地区属于黄淮平原与太平洋过渡的浅海和海岸地区，特别是海州与盐城地区东面濒临东海，气候条件不稳定（以风灾和水灾为主），成灾强度往往很大，历史上苏北地区多次发生巨灾，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1906年苏北地区连绵大雨数月，致使淮河水满为患，水灾的出现亦不足为奇。

从社会因素方面说，在任何时代，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角度上讲，造成灾荒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自身的调节、控制机制合理完善，就能够有效地预防灾荒发生，即使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能够控制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就1906年苏北地区这场严重的灾荒而言，社会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一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它既可造福于人类，也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人们征服自然的活动陷入盲目状态的时候，便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平衡。

清朝末年灾害频繁，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便是其中之一，因人口迅猛增长而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滥垦乱伐在所难免，生态环境每况愈下。

苏北地区就是如此，人口的剧增导致这一地区人口密度迅速加大，出现了所谓“土满人满”的情况。

为了解决人口对粮食、燃料、住房以及其他需求，人们不断开山种田，山上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大量的山丘秃然不毛，以致
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池子华冯欣
在1906年，大雨持续数月，山上没有森林吸收雨水和阻止水土流失，使有“小黄河”之称的淮河泛涨，引发水灾。

二是政治腐败。

从灾荒的角度看，天变影响人世，而人类自身的活动也会对天变的发生产生相当的影响。

清末的政治腐败就是导致和加剧这场灾害的重要原因。

清朝末年，政局动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在这场水灾中，尽管清朝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救荒，但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挥霍，导致荒政效果大打折扣。

如《申报》报道：“巡警局会办沈泗孙太守前奉赵渭卿都转札委，往芜湖采买平籴米1万石，所办之米腐烂不堪，小民万难煮食，以致无人过问。

”［10］当时署理淮扬道杨俊卿在向两江总督报告中说到“本年被灾各州县延不办赈，贻误大局”等［11］，就是鲜活的例子。

二、近代灾荒发生后的救济措施
灾荒发生后，无论官方，抑或民间，纷纷行动起来，进行救援。

但采取的措施，救灾的效果，各有不同。

（一）清朝政府的救济措施
对于灾荒，清朝政府制定有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序，一旦遇灾，须经过报灾（地方官吏逐级上报灾情）、勘灾（勘察灾情，确定成灾分数）、审户（审查受灾民户确定极次贫户）等程序，最后由中央按成灾分数进行蠲免和赈济。

在这场水灾的救济中，清朝各级政府也是严格按这些步骤来进行的。

在灾情发生之后，徐海地区的地方官员向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如实报告灾情，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也按照规定向军机处报告。

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1906年《申报》均有报道。

如1906年9月5日和1906年9月6日的《申报》分别刊载了“沈雨辰太史许久香观察报告本省大府徐海水灾节略”、“续沈雨辰太史许久香观察报告本省大府徐海水灾节略”。

1906年9月17日的《申报》刊载了“江督电饬速查淮徐海扬镇常各属灾情”。

在水灾发生后的救灾措施上，清朝政府主要举措有：
其一，赈济。

在徐海地方政府勘灾、查赈基础上，根据灾分、灾等放赈。

清朝政府拨银10万两用于赈灾。

“旨周馥陈夔龙电奏徐海等处被灾，情形深堪悯恻，著赏帑银10万两以拯该处灾黎”。

［12］各省协助苏省赈灾款“约可得银八九万两以之奏筹急赈”，［13］并“截借苏漕10万石”。

［14］江督苏抚一方面派员到安徽、山东、奉天等省购买米粮运往灾区办理平籴；另一方面拨用积谷接济灾民。

另在扬州、镇江、清江流民较多的地方设粥厂煮粥赈济。

如“苏抚以徐海饥民流离失所，清江一处虽经官绅设所留养，唯人数过多，势难普及，自应设法在扬镇二处广设粥厂以辅清江之不逮”。

［15］其二，蠲缓钱粮。

蠲是免除之意，缓即缓征，蠲缓就是蠲免、缓征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或全部应缴的钱粮。

蠲缓是一项重要的救灾措施，是最常见的救荒之法。

在水灾发生后，清朝政府对受灾严重地区实行缓征政策，其中淮徐海“十三州县本年应征忙漕两项应即一律停收，缓至明年秋后带征”。

［16］蠲缓对遭受水灾打击沉重的苏北农民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心理上也是一种慰藉，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复苏，缓和各种社会矛盾。

其三，发动社会力量救灾。

在苏北水灾发生之后，清朝政府还发动社会力量救灾恤难。

在这场水灾中，清朝政府通过社会募捐的途径有：政府官吏的薪金扣减充作赈捐，如两江总督饬令将1906年冬至1907年宁、苏、徽三地藩司的养廉银全数拨充赈灾款；向中外各团体及个人募捐，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为此多次向上海商会致电，恳请商会广为募劝，协力办赈，并且对于捐助灾赈者，根据其捐款数额，予以奖励。

虽然清朝政府在这场水灾中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救灾是成功的。

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财政匮乏、吏治腐败等因素的制约，效果大打折扣。

（二）民间组织的救灾活动
官方赈灾活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效果不佳。

于是，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团体，由此，地方的慈善事业发挥了超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可分为两种：一种直接参与救灾。

如劝募、捐献赈款赈品，深入到灾区放赈，即直接参与救灾的各个环节，这以因各种灾
害而设立的救灾组织及已有的慈善团体为主；另一种是间接救灾，如宣传灾情，刊登乞赈广告，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救灾，并提出各种救灾办法，这一类以报界为主（当然，报界也直接参与了一部分救灾活动，但是以间接救灾为主）。

以下以直接参与救济的慈善团体和以间接参与的报界两方面论述。

1.慈善团体的救济活动
慈善团体是民间团体或个人出于“利他”动机设立的扶危济困组织。

在苏北这场水灾中，大量的慈善团体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这些慈善团体之中以上海协赈公所、华洋义赈会最为踊跃积极。

1878年5月成立的上海协赈公所，在灾情发生之初就利用新闻报刊发布灾况，扩大、加深人们对灾区的了解，并为此发表劝捐书，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为灾区人民募捐。

如在1906年8月30日的《申报》中就刊载了上海协赈公所《募捐江北灾赈》的启事：“本年雨水多溢，江北多被水灾，以邳州、睢宁、宿迁、海州、赣榆为最重，平地多有积水二三尺者，汪洋一片，秋收颗粒无望，种麦亦将不及，该处素称贫瘠，民间向无藏粮，顷此其灾，穷民荡析离居……恳请达官显宦志士仁人或慨解囊金，或指分义粟，源源而来，多多益善，庶几垂死灾黎得以同登衽席。

”［17］由中西人士组成的华洋义赈会在这场水灾中可以说表现最为积极。

当苏北灾情发生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会同中国官绅盛宣怀、张謇、施则敬等筹办了华洋义赈会，并且创造了一套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克服官赈中的种种弊端。

首先通过新闻媒体发表劝赈启事、印发传单开展宣传，接着统一印制募捐册，交各地联络点使用。

在募捐的同时，华洋义赈会派人带少量款项去苏北灾区边放赈边调查灾情，按照每个灾区的实际灾况，因地制宜，确定赈济的具体措施。

查赈过程中，打破官赈查户、造册、造厂等繁琐程序，由义赈人士亲自到灾区查勘灾况。

一到灾区“由官府派书差带领下乡，着差役先传地保、逐户亲查。

先看床铺、床板多寡，锅盖尘沙无有，再察其人面上肌肤如何，自然能了于胸，然后填给联票”。

［18］但有“奄奄垂毙刻不缓待者，视人数多寡，先为酌给，或二三百至千文不等，仍付给粮票候赈，稍可敷衍之家，不可滥给联票”。

［19］给发的联票除了有地方官的盖印，还必须要经办司事加印小戳，以防地方胥役串通舞弊。

考虑到妇女、老弱残废行走不便，托人代领又常被中饱的问题，放赈地点选择距各个村庄距离都较适宜的庙宇或者园场，一边换给小票，一边持票领赈，仍按照编查时逐户亲自散放。

放赈钱粮的方式酌情变通：“有粮可运者，宁可散给银钱，少一番转手，即少一番弊端”，［20］“如无粮食之处，不得不向远方运之，承运之友，择诚实可靠者，亦须立誓明心”，［21］“若散给粮食设立粥厂，尤不宜用本地人为司事，恐因情通弊。

”［22］整个赈灾过程全部采用透明的工作方式，每次赈款的数目、运用、去向都在报纸上公布，他们放赈一次，即公布一次，至整个赈务结束，刊行“征信录”，公布全部的账单“以昭核实”，这种工作方式的特点是募捐、收款、运送、发送相分离及定点、定人、定款。

此外义赈会还充分发挥在海外的影响力，号召国外华侨及外国义士救灾。

如义赈会在给南洋大臣电中请为“美国捐助面粉”［23］免交厘金。

新加坡开会劝捐，“总督到会主席，当选派董事为华洋义赈会劝募捐款”。

［24］上海女子勉学保险会在水灾发生之后，以淮徐海灾女的惨苦，“唯念灾女流离失所，难免不良之辈贩卖为娼，禀请道宁，遇有江北受灾之女，收罗百名，资送来沪，教以工艺”。

［25］女子中西医学堂张竹君女士和女学生，为了解救淮徐海灾女的惨苦，“不惜牺牲名誉，赈救同胞”。

［26］
由于上述民间团体的义赈本着“救人救彻”的原则，查户切实，放赈及时，加之没有官赈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弊端，因此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甚至影响到官赈，在这次水灾的后期救助过程中，政府干脆官义合办，“赈款交义绅散放，官为监视”，［27］“官赈义赈合而为一，官督义半，四乡立局，随查随放”。

［28］毫无疑问，民间义赈成为这次灾荒救助的主力军。

这说明，近代慈善事业扮演着社会调节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

2.报界的善举
报刊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动态、舆论的新型传播媒体，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

创办于1872年4月
30日的《申报》，就是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份报纸。

对1906年这场严重的灾荒，《申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且在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是及时地报告灾情，引起政府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发挥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

如1906年8月28日刊载的《徐海告灾》、1906年8月30日的《募捐江北灾赈》等，详细报道了江北灾荒状况。

这些报道引起各界对灾情的关注与同情，为日后救灾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是呼吁政府与社会各界积极赈灾，这种呼吁分为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

《申报》刊登政府对社会各界的动员，地方各级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社会团体、个人乞赈的电文，慈善团体或其他团体募捐的启事、乞赈电文，这些都可看做报纸这一媒介的间接呼吁。

如1906年9月25日的《苏抚致上海商会电（为筹赈江南北水灾事）》、1906年9月29日的《江督苏抚致军机处电》、1906年10月29日的《江督通饬劝谕绅富协赈灾黎》等大量的动员性的报道。

这些报灾乞赈的电文内容大致为报告当地灾情，呼吁以“救人自救”之心对受灾民众施以救助。

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不厌其烦地连日登载这些报灾乞赈电文，目的是为了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与关注，使灾区黎民早日得到救助，摆脱苦难。

除间接呼吁之外，报纸还直接以“时评”、“杂评”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对灾民进行救助。

如果说刊登乞赈电文还只是肯定报纸起到一种传播媒介作用的话，那么直接呼吁救助，则是报纸在充分发挥其作为一种文化媒体的社会职责。

如1906年9月10日，《申报》发表《本馆协赈所募捐启》：“大江南北水患频仍，如徐海坛溧宜荆七十二圩等处，皆饥民载道，饿殍盈途，伏望好善君子一视同仁，解囊捐助，本馆协赈所当代收转交商务总会，由彼处分别灾地重轻先后，分拨以慰灾黎。

”［29］
再次是监督并推动政府救灾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救助。

此次灾情之所以重大，政府救灾不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申报》对此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虽曰天灾流行，世所恒有，而人事与有责焉，今日地方大吏，政府枢臣，方且披重裘，食梁肉，拥娇妻，饮醇酒，于饥民之情状非唯目不得见，抑亦耳不得闻，即闻矣，其不肖者淡然，置之其贤者虽日谋筹赈之法，而在下者且以奉行故事掩饰耳目，为得计而彼不知也。

”［30］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灾害救助的过程中，报界兼具多重角色，既弥补了政府在社会工作方面薄弱的缺陷，辅助政府在灾害发生后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又在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育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充当一民间社团的角色，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同时又作为独立于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对政府与社会的救助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此外，苏北水灾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

如美国总统闻苏北水灾严重，“念中美邦交向固，特谕美民募捐相助，并谕议院拨运船载粮运交上海赈济会乞转江督”。

［31］英国在华传教士瓦教士“以淮徐海水灾倡捐巨款，在沪购办美国面粉15000包，牛奶325箱，火腿200只，均托招商局江裕轮船于20日运抵镇江”。

［32］
总之，民间救灾团体的救灾之热情，反应之迅速，救灾组织之多，救灾方式之多样，涵盖范围之广及筹款数额之巨，在这场严重灾荒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苏北灾荒救济体现了荒政的近代化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清朝末年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开启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且自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传统的荒政也面临着走向近代化的问题。

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堕落，清朝末年传统的荒政体系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发展之后，已经腐朽不堪，一种形式上比较完整的新型的近代化赈灾制度在慢慢形成。

在这场苏北水灾的救济中，不论是从技术手段还是体制方面，都体现了荒政的近代化，这是令人瞩目的。

（一）技术手段的更新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近代化的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

而在此次赈灾中，充分利用了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与传统的荒政相比，在技术手段上体现了近代化的特色。

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池子华冯欣
这次救灾所采取的新技术，主要体现在利用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使得救灾信息迅速、及时地传播。

救灾需要迅速、及时，而传统的赈灾“饥民之命方悬旦夕之间，而必俟奏报得请而后发仓拯救，即文移往返之间，远辄数月之间，近亦非一二月不遂，自县申府，府必驳查，自府中司申院司，院又必驳查，上下驳查而半月犹为速矣，之后题奏边境之乡，又非两月内外不能行县，偿若偏远之途，部更查勘，即非三月内不能得命。

夫三月则百日也，民之告饥，非大水则大旱，曾可待之百日乎？”［33］因为封建专制时代，在赈灾中，没有皇帝的恩准，不许开仓发赈，这样，等地方官勘察好灾情，向皇帝奏报，然后等到皇帝恩准发赈后，一两个月已经过去，嗷嗷待哺的饥民早已成饿殍。

清朝末年电报的使用，使报灾——
—审灾——
—赈灾的过程大大缩短，使发自灾区的信息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便可传遍世界。

在这场水灾中，无论是政府对社会各界的动员，地方各级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社会团体、个人乞赈的电文，慈善团体或其他团体募捐的启事、乞赈，都是用电报来发送，翻开当时的《申报》，随处可见“电”字。

近代新闻事业的日趋发达，还改变了传统社会灾讯的传播以及普通人靠传闻、家书，上层人士靠邸报、京报所导致的以讹传讹、时效滞后、传播面狭窄的现象。

如《申报》，“流传十有余省，日售万纸”，［34］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内陆“上下之情、远近之信”的传播。

这样，中国的东南沿海各地、中国的南北之间、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欧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空前加强。

救灾如救火，正是借助这种新兴的通讯工具，才准确及时地将淮徐海灾区的灾情状况等有关信息，迅速及时地传递到全国其他地方以至国际社会，为社会各界迅速采取援助措施创造了条件。

（二）救灾体制的变化
在这场水灾中，主要表现为新型义赈方式的发展。

在19世纪末的赈灾中，上海协赈公所等赈灾团体在发现官赈的种种弊端后，推行义赈模式。

华洋义赈会在成立之初就创造了一套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克服官赈中的种种弊端。

“此次义赈重大，毋使丝毫流弊，方可实相符，然放赈之法非有熟悉情弊者主持一切，难得布置尽善，沈仲礼（沈敦和——
—引者）观察因特举施子英（施则敬）观察熟于赈务为本会办事员，又以任逢辛（任锡汾）观察熟谙公牍举为管理中国文件……或存或取虽由办事员主持，仍须华洋收支员签字为凭”。

［35］总之，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义赈组织，体现了我国晚清时期赈灾形式的转变，它既是对19世纪后期义赈的继承，也推动了以后义赈的发展，可以说，在这场水灾中成立的华洋义赈会，为1921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1906年苏北水灾的受灾程度及时空分布、灾荒的成因、灾害影响、荒政措施以及民间救灾团体在救灾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使我们对荒政的近代化有了大概的了解，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角度来审视那段历史，而且可以增强我们的防灾意识，并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

研究灾荒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战胜灾荒，灾荒的发生除了有不可避免的自然因素外，社会因素至关重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防灾救灾的意识增强是减少灾荒的最好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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