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

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池子华冯欣（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摘要本文采集《申报》的信息，以1906年苏北水灾为中心，探讨灾荒发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各界为赈灾所采取的救助措施。

认为灾荒中清朝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但由于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原因，没有实力对救灾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民间救灾组织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成为社会调节不可或缺的力量。

关键词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中图分类号G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25（2009）02-0067-07收稿日期2008-12-28作者简介池子华（1961-），男，安徽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冯欣（1984-），男，江苏邳州人，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February.2009【历史文化】2文化学刊Culture Journal1906年的中国，灾荒遍布大江南北，尤以湖南和江苏北部为重。

本文以1906年苏北水灾为中心，探讨灾荒发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各界为赈灾所采取的救灾措施，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灾害的影响及产生因素1906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全国灾荒遍布，特别是两湖、两江和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水灾严重，饥民遍地。

在1906年这场水灾中，湖南和江苏灾情最重，江苏更甚。

而江苏之中，又以苏北为最。

“本年江苏水灾以徐海为最重，常镇两府属次之，其余各处亦多被灾”。

［1］当时苏北的灾民初步估计就有百余万。

由于阴雨天持续数月，农田颗粒无收，房屋倒塌无数，许多生产生活工具被大水损毁，正如当时《申报》报道：“本年雨水多溢，江北多被水灾，以邳州、睢宁、宿迁、海州、赣榆为最重，平地多有积水二三尺者，汪洋一片，秋收颗粒无望，种麦亦将不及，该处素称贫瘠，民间向无藏粮，顷此其灾，穷民荡析离居。

”［2］由于水灾，粮价飞涨，灾民只能以霉烂的谷子、树叶、菜叶糊口，《申报》报道称：“豌豆、小麦等与往岁之特别有五：曰秕、曰疮、曰腐、曰黑、曰臭，磨面蒸饼色如泥黏……含微虫食而生病，然不敢食，亦不能不食。

”［3］由于食物霉烂变质，加之缺医少药，大量灾民病死。

灾区的冬赈局“人数过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所给皆豆饼，豆饼者，榨油之余粕也，食之不善，往往得疾病死，死者日数十百也”。

［4］就是这样的食物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为求生存，只好背井离乡，“近闻徐海饥民纷纷南下至清江，竟有饥民不得食抛弃子女者”。

［5］（一）灾害的影响及其主要表现一是人口逃亡。

面对如此严重水灾，广大贫苦农民非死即徙，流民潮随之涌起。

灾民的迁徙，以2009年3月第2期M arch.2009No.2文化学刊Culture Journal向江南地区和清江地区为主。

当时江苏地方官向清朝政府报告：“现在各处留养饥民扬州约有4万人，江宁3万人，镇江1万人，唯清江浦相距灾区较近，开办最早，人数最多，已经40余万人。

”［6］二是农业遭受巨大损失。

灾荒的发生，不仅使广大农民陷入饥馑、死亡，而且耕地面积缩小、荒地急增，使社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

其一，农业歉收、物价暴涨。

灾荒之后，灾民或死或流亡，灾区往往出现“佃种乏人”的局面。

其二，农业生产条件遭到严重破坏。

如《申报》1906年10月4日所记载：“荡涤之房屋无算，漂什物无算，淹毙马牛羊更无算。

”［7］造成农民的极度贫困，灾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往往压缩或恶化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得不变卖耕牛，吃掉种子，抵押转卖犁耙等农具。

这种现象，在灾荒后的农村中广泛存在，农民无力更新和补充农业设备和农具，导致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衰退。

三是社会动荡不安。

“饥馑之年，天下世乱，丰收之岁，四海承平”，这一人们熟悉的口头禅，道出了灾民与社会动乱的关系。

这表现在：其一，抢米风潮。

饥寒交迫的灾民得不到救济，起而抢米店、劫米车、吃大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从《申报》当时的报道来看，这场水灾已经蔓延到苏南地区，上海、苏州、扬州饥民因得不到及时救济，纷纷抢米店，关于米店被抢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导致米店在官兵的保护之下才敢开业卖米。

其二，农民起义。

历代的农民起义暴动，无论时间长短、地域大小，爆发的主要因素是政治的腐败，而“导火线”却往往是灾荒。

1906年的苏北水灾虽然地方官吏严加查办，但还是导致了海州农民起义，海州人氏步恒、金堂率领数百人抢劫米店，并将所抢来的米粮半价卖给百姓，得到了不少百姓的支持，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

四是灾害对人的心理伤害。

灾害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破坏了农业生产，而且还给灾民的精神和心理上带来沉重创伤。

灾荒的发生，使人的心理失衡，以致心理异常，从而造成诸多令人震惊的行为发生，卖儿鬻女比比皆是。

“近闻徐海饥民纷纷南下至清江，竟有饥民不得食抛弃子女者”，［8］“北路饥民来扬就食者愈聚愈多，资遣不去，江甘两县令恐其滋扰生事，同往南门外静慧寺查察，讵饥民恃众哄闹竟将该寺围困”。

［9］这些都是心理异常的表现。

（二）导致灾荒发生的诸多因素从自然因素来说，自然生态系统的异常状态与运动是灾害发生的最直接原因，一个国家或地区复杂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必然对灾害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就苏北地区而言，自然生态地理条件极其复杂。

1.气候影响。

苏北地处东亚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是典型的大陆季风性气候，季风影响十分明显。

季风一方面带来丰沛的雨量，为农业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引起的降水频率较大。

1906年苏北地区的大雨就是受台风的影响，使得大雨连绵数月，苏北地区成为沼泽之国。

2.地形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苏北地区属于黄淮平原与太平洋过渡的浅海和海岸地区，特别是海州与盐城地区东面濒临东海，气候条件不稳定（以风灾和水灾为主），成灾强度往往很大，历史上苏北地区多次发生巨灾，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1906年苏北地区连绵大雨数月，致使淮河水满为患，水灾的出现亦不足为奇。

从社会因素方面说，在任何时代，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角度上讲，造成灾荒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自身的调节、控制机制合理完善，就能够有效地预防灾荒发生，即使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能够控制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就1906年苏北地区这场严重的灾荒而言，社会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一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它既可造福于人类，也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人们征服自然的活动陷入盲目状态的时候，便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平衡。

清朝末年灾害频繁，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便是其中之一，因人口迅猛增长而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滥垦乱伐在所难免，生态环境每况愈下。

苏北地区就是如此，人口的剧增导致这一地区人口密度迅速加大，出现了所谓“土满人满”的情况。

为了解决人口对粮食、燃料、住房以及其他需求，人们不断开山种田，山上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大量的山丘秃然不毛，以致近代中国灾荒及其救济池子华冯欣在1906年，大雨持续数月，山上没有森林吸收雨水和阻止水土流失，使有“小黄河”之称的淮河泛涨，引发水灾。

二是政治腐败。

从灾荒的角度看，天变影响人世，而人类自身的活动也会对天变的发生产生相当的影响。

清末的政治腐败就是导致和加剧这场灾害的重要原因。

清朝末年，政局动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在这场水灾中，尽管清朝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救荒，但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挥霍，导致荒政效果大打折扣。

如《申报》报道：“巡警局会办沈泗孙太守前奉赵渭卿都转札委，往芜湖采买平籴米1万石，所办之米腐烂不堪，小民万难煮食，以致无人过问。

”［10］当时署理淮扬道杨俊卿在向两江总督报告中说到“本年被灾各州县延不办赈，贻误大局”等［11］，就是鲜活的例子。

二、近代灾荒发生后的救济措施灾荒发生后，无论官方，抑或民间，纷纷行动起来，进行救援。

但采取的措施，救灾的效果，各有不同。

（一）清朝政府的救济措施对于灾荒，清朝政府制定有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序，一旦遇灾，须经过报灾（地方官吏逐级上报灾情）、勘灾（勘察灾情，确定成灾分数）、审户（审查受灾民户确定极次贫户）等程序，最后由中央按成灾分数进行蠲免和赈济。

在这场水灾的救济中，清朝各级政府也是严格按这些步骤来进行的。

在灾情发生之后，徐海地区的地方官员向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如实报告灾情，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也按照规定向军机处报告。

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1906年《申报》均有报道。

如1906年9月5日和1906年9月6日的《申报》分别刊载了“沈雨辰太史许久香观察报告本省大府徐海水灾节略”、“续沈雨辰太史许久香观察报告本省大府徐海水灾节略”。

1906年9月17日的《申报》刊载了“江督电饬速查淮徐海扬镇常各属灾情”。

在水灾发生后的救灾措施上，清朝政府主要举措有：其一，赈济。

在徐海地方政府勘灾、查赈基础上，根据灾分、灾等放赈。

清朝政府拨银10万两用于赈灾。

“旨周馥陈夔龙电奏徐海等处被灾，情形深堪悯恻，著赏帑银10万两以拯该处灾黎”。

［12］各省协助苏省赈灾款“约可得银八九万两以之奏筹急赈”，［13］并“截借苏漕10万石”。

［14］江督苏抚一方面派员到安徽、山东、奉天等省购买米粮运往灾区办理平籴；另一方面拨用积谷接济灾民。

另在扬州、镇江、清江流民较多的地方设粥厂煮粥赈济。

如“苏抚以徐海饥民流离失所，清江一处虽经官绅设所留养，唯人数过多，势难普及，自应设法在扬镇二处广设粥厂以辅清江之不逮”。

［15］其二，蠲缓钱粮。

蠲是免除之意，缓即缓征，蠲缓就是蠲免、缓征土地所有者的部分或全部应缴的钱粮。

蠲缓是一项重要的救灾措施，是最常见的救荒之法。

在水灾发生后，清朝政府对受灾严重地区实行缓征政策，其中淮徐海“十三州县本年应征忙漕两项应即一律停收，缓至明年秋后带征”。

［16］蠲缓对遭受水灾打击沉重的苏北农民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心理上也是一种慰藉，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复苏，缓和各种社会矛盾。

其三，发动社会力量救灾。

在苏北水灾发生之后，清朝政府还发动社会力量救灾恤难。

在这场水灾中，清朝政府通过社会募捐的途径有：政府官吏的薪金扣减充作赈捐，如两江总督饬令将1906年冬至1907年宁、苏、徽三地藩司的养廉银全数拨充赈灾款；向中外各团体及个人募捐，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为此多次向上海商会致电，恳请商会广为募劝，协力办赈，并且对于捐助灾赈者，根据其捐款数额，予以奖励。

虽然清朝政府在这场水灾中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救灾是成功的。

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财政匮乏、吏治腐败等因素的制约，效果大打折扣。

（二）民间组织的救灾活动官方赈灾活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效果不佳。

于是，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团体，由此，地方的慈善事业发挥了超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可分为两种：一种直接参与救灾。

如劝募、捐献赈款赈品，深入到灾区放赈，即直接参与救灾的各个环节，这以因各种灾害而设立的救灾组织及已有的慈善团体为主；另一种是间接救灾，如宣传灾情，刊登乞赈广告，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救灾，并提出各种救灾办法，这一类以报界为主（当然，报界也直接参与了一部分救灾活动，但是以间接救灾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