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反设事实”

历史研究与“反设事实”

摘要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反设事实(或称假设历史)在进行因果分析、区分偶然和必然的过程中起着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并且是史学鉴戒功能的逻辑基础。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大胆假设的前瞻分析与固守事实的回顾分析相配合,能够有效地克服事后观察所带来的认识盲区,建立更具普遍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理论。

关键词反设事实,因果分析,鉴戒,前瞻分析,回顾分析

反设事实,即虚构或思维实验,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生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反设实事”是西方经济学探索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历史学领域,它一向被排除在正式的方法之外。“历史不能假设”是老生常谈。传统“史学崇尚“事实”,致力于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只关心“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然而,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确定“事实,还要解释它们”,即挖掘事实之间的联系和重建事实背后的“真实结构”。因此,有人戏称“历史学家虽然不编造事实,但编造情节”。在此意义上,历史学与经济学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反设事实。

本文拟分析反设事实在历史研究中的辅助作用和鉴戒价值,并结合史学的新进展,探讨固守事实的“回顾法”和大胆假设的“前瞻法”相结合的方法论意义。

一

在哲学文献中,反设事实又名“反事实条件”或“颠倒结果的条件”。它受到分析哲学流派的重视,因为哲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关人类活动的因果判断与反设事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对于历史学而言,这一联系同样重要。“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情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或者说对历史事件进行因果分析。于历史具有不可逆和不可重复的特点,研究者无法从事现场观察和可控试验,要从千头万绪的历史进程中分离出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后果有着极大的难度,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反设事实。常用的方法是假设事件不存在,看历史会如何演变,与实际的情形之间有多少不同。这个“不同”就被认为是 > 的后果。简言之,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分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 例如:史学家们在研究西方的冲击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时,必需探究明清社会自身的发展前途,问如下的问题: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会向何处去?这样才能确定西方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如果中国无法通过内部的力量发生积极变化,西方的作用就是根本性的和有益的;如果明清社会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的作用就是有限的

在因果分析的基础上,反设事实的另一个活动领域是区分必然与偶然。小至一段历史的变迁、大到社会发展有无必然的趋势?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的追求就在于剔除种种偶然的因素,使纷繁多变的历史进程变得井然有序。在这里,反设事实是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那些假设没有发生也不会改变事件基本进程的因素属于偶然,不会因各种偶然因素而改变的基本进程(可以有局部和暂时的偏离)属于必然。比如:探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就需要假设没有希特勒会怎样?如果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已经决定了下一次大战的出现,大战就是一个必然的事件,而希特勒只是一个重要的偶然因

素。恩格斯在评价杰出人物的影响时,明确运用了上述逻辑。在他看来,经济条件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进程的红线”,最终决定了历史的必然趋势。“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 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 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 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 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克伦威尔等”。尽管史学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出问题,但他们一般都避免系统地应用反设事实,而是将它作为辅助手段,或者仅仅作为一种提问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不能走得更远。在这方面,美国着名的计量史学家福格尔做了有益的尝试。他的问题是:假如美国直到年还没有铁路,一直依赖其他运输方式,美国经济会怎样发展?出于“可行性”的考虑,他没有比实际提前内燃机的应用。结论显示,这最多影响相当于几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铁路的作用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和必不可少。通过彻底地反设事实,福格尔能够定量研究铁路的影响。否则地话,研究只能停留在“半带直觉的概率判断”的程度上,得出“非常重要、影响巨大”之类模糊的结论。福格尔的大胆“假设招致了诸多非议,主流的意见认为:在微观层次上,改变部分微观事件必将导致其他一些事件的改变,但要重建一部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人们很难走得很远。”故意违背史实的方法如果用在宏观层面上,涉及“一连串相互影响的事件”,将顾此失彼,从而失去实证的根基。反设事实的尴尬处境源自人们对历史的习惯认识。一般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不容更改,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在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一种片面化的理解。诚然,过去被时间固定了,但它成为现实之前必然具有多个可能性。前人眼中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他们会有各种想法和计划。这些都是潜在的现实,与后来实现了的事实一起构成全部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的潜能,也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实现。正如古生物学家需要研究被淘汰的、不成功的物种,才能准确了解成功物种的特点及其何以成功。历史学家“只有研究了一切可能之后,才有资格可以说,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以及它为什么也可能是那样的而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既不能有说服力地去解释,也无法说明它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是历史学鉴戒功能的基础。面对前人的得失成败,人们不断地使用式的推理法:如果……那又会怎样呢?”假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或更换人物,或改变选择,或增减某些偶然因素……看看历史会否走向另一个方向。进而由古及今,以史为鉴,指导当前的实践活动。史学家们以反设事实探讨历史教训的例证屡见不鲜,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着名“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绝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又绝不敢究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如果历史不能假设,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入关已成事实,后人只需就事论事,郭沫若的那么多“假使”岂非无稽之谈。然而,这些“假设”在李自成失败之前是客观存在的。若李自成实践了这些假设,成败或许还在未定之天。即便这些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也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假设”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可以为后来面临类似情形的革命者提供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