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宗华与罗浩：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之争 笔记

班宗华与罗浩：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之争笔记

1981年纽约《艺术公告》杂志（Art Bulletin）发表了方闻的学生班宗华对高居翰《江岸送行：中国明代初中期的绘画》一书的书评，之后班宗华、高居翰和高氏弟子罗浩以书信形式展开讨论，1982年通信结集以《班宗华、高居翰、罗浩通信集》的书名出版。这场讨论表面上是围绕如何评价浙派和吴派——是以前人的评价还是以真迹成就去衡量，实质上却是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内向观”和“外向观”两种研究方法的交锋。

高居翰提出生活方式与风格倾向的关系，应注重艺术品产生的时代、地区（共时性研究）、艺术家生平、心理等背景，“把艺术家与画作置于他们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进程中加以理解”；班宗华并不反对结合画家的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来解释绘画风格，但更强度认识明代画风与个人风格的具体性与规定性，反对强调历史性、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和画家的选择。班宗华强调从作品出发，描述艺术品本来性质与方法，研究作品的自律形式及演化。指出“更多地依赖文字而不是画迹”是危险的，中国艺术史应从考证事实、鉴别风格开始，不能照办西方的方法。高居翰认为自己是在做西方风格分析和图像学方法以外的工作，对“社会——历史条件”的研究代表的是中国艺术史的新方向。

1984年《气势撼人》获美国学院美术协会奖，方闻发表书评指出“在一幅画能被看成反映了特殊的社会、文化关系之前，首先必须被认为是一个技法、结构和传统的系统”。1985年在提交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字与图像：中国的诗与画”国际研讨会的论文“西方的中国画研究”中除坚持时代性视象形式结构方法外，方闻更注重中国画风格的连续性传统及诗书画的有机文化联系。强调“视象结构的宏观分析与个人思想、生命事件及遭遇的微观研究的统一”，主张在结构分析基础上，深入到文化层面进行有机研究，表明内向观也开始吸收外向观并走向融合的一些新特征。

（参见薛永年“美国研究中国画史方法述略”、洪再辛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郭伟其译谢柏柯“西方中国绘画研究英文参考文献目录”）关于《溪岸图》之争 1998年针对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传五代董源《溪岸图》的真伪在美国爆发争论，争论仍在方闻与高居翰之间展开。前者断为五代，后者断为张大千伪作，由于涉及董源这类标识性艺术家和董其昌断代的可靠性等

关系艺术史重写的问题很快引起国内艺术史界的反应，争论持续到2002年上博举行的“晋唐宋元国宝展”。争论交点仍然是如何用风格学、鉴定学及高新科技手段确定中国画真伪的问题。

（参《朵云》第五十八集《解读［溪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