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章 概论
中医学是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中医学仍在广大人民的医疗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节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治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从战国至汉代时期，期间《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四部著作被称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开始，可能至汉代才完成。所以，此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众多医家的论著几经修纂而成。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内容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它是先秦至西汉医学经验和理论的总结。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防治等，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创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难经》又名《八十一难经》，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撰。全书主要讲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涉及生理、病理、诊断、防治等各方面。其内容不仅解释《黄帝内经》中的疑难问题，而且还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是一本可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因此，《黄帝内经》、《难经》二经已为中医学的独特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后经宋代林亿等整理后，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书以六经辨证的方法，对外感病进行辨证论治；后书以脏腑辨证的方法，对内伤杂病进行辨证论治。《伤寒杂病论》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为中医学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神农本草经》据考成书于汉代，托名神农所著。该书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物学

知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载药365种，并根据药物毒性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该书不仅记载了每种药物的性能、主治，而且提出了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明确了用药原则、药物配伍理论等，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较系统的药物学基础。
总之，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医著，分别从中医学基础理论、临床医学和药物知识诸方面，总结了以往的成就，使之从原先零散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最终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四部经典著作的出现，使中医学有了统一的学术规范，从而使之呈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
(一)晋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该书对中医脉学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论述，提倡“寸口诊法”，描绘了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总结了魏晋以前针灸学成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隋·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该书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对后世病证分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唐·孙思邈编撰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孙思邈还提出了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可谓开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这一时期是临床医学大发展时期。
(二)宋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迅速，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气氛中，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
宋·陈无择编撰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他把复杂的病因归纳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钱乙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诀》，丰富了脏腑辨证论治的内容，使儿科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
金元时期，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称之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河间)，倡导火热论。他认为百病皆因火热，故在治疗中以寒凉清热为主，后人称其为“寒凉派”。
张从正（子和)，提出邪非人身所有， “邪去正自

安”，不可滥用补药的新见解，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
李杲(东垣)，强调胃气对发病的决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
朱震亨（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他在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后人称其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学说不同，各有创见，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三)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总和深化发展阶段，既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见，又有对医学理论体系和经验的综合整理。有一批集大成的综合性医著问世，如明·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清代国家组织编写的《医宗金鉴》、《四库全书》等。
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温病是多种急性热病的统称，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温病学说源于《黄帝内经》、《难经》以及《伤寒杂病论》，后经历代医家不断补充和发展，至明末清初，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有性、清代的叶桂、吴塘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
叶桂(天士)著《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吴塘(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清·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四)近代与现代
近代时期(鸦片战争后)，一方面继续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如上世纪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即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另一方面在西方医学大量传入的前提下，从中、西医论争，逐渐发展到中、西医汇通，然后走向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可以殊途同归，主张汲取西医之长以发展中医，如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

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作。同时，西医界也不断吸收和研究中医，如西药麻黄素、延胡索乙素等。
现代时期(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中医药院校、中医医院和中医药研究机构。随着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医理论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国家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主张用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使中医学理论体系研究有了较为深入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学理论研究必将取得重大突破，为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