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逃避自由

（一）前提假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一种修正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弗洛姆逃避自由理论的前提假设，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氏在这个问题上修正综合了两者的理论成果。

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性恶论，认为人具有反社会倾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是冲突对立的。社会在满足人的某些无法消除的生物冲动（drives）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净化并巧妙地抑制人的这些基本冲动；而且只有当社会有效地压抑了人的这些自然冲动时，被压抑的冲动才会变成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和文化的人文基础，他用“升华”一词来表示这种由压抑而成为文明行为的奇妙转变。这样，在弗洛伊德那里，对人的压抑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成正比的，即“压抑越大，文化程度便越高（患神经症的危险也就越大）”。（详见P11-12）

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的人；其次是“现实的个人”，即社会的人；再次是“具有二重性的人”即人既是“个人的存在”又是“社会存在物”；同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理解人与社会关系，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综合，这里人的社会性与弗洛伊德的人的反社会性理论上有明显不同的。

弗洛姆的修正与综合——弗氏认为：“社会进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欲望与恐惧、激情与理性、选择善恶的倾向。要认识社会进程的动力，就必须认识运作于个人内部的心理进程之动力，正如要认识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在塑造他的文化环境里加以考察”。（P5）在这里，弗洛姆明显表达了两种含义，前者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后者可以说是马克思意义上，但这又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了作者的一个有机的扬弃和整合。

（二）人的个体化进程——人是如何自由的？

1.人的个体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角度看，弗洛姆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于他在与自然世界的一体化状态中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的自然及人相分离的实体之时。个体化指的是“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现代历史上从宗教改革至今的几个世纪达到巅峰。（详见P20）

第二，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弗洛姆认为：“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也就是说，“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详见25）

2.母亲与婴儿关系、伊甸园故事的象征性意味

儿童出生后便断绝了与母亲的一体化状态，成为与之完全分离的生物实体。然而，尽管生物上的分离是个人存在的开始，但在功能上，儿童在相当时期内仍与母亲一体。……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纽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出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质性的，因为它们是常人发展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由胚胎到真正的人的相对突然转变，还有连结母子的脐带被割断，标志着婴儿独立于母体。（P20-21）

《圣经》中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景象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由的基本关系——这个神话把人类

历史的开始与行为选择等同起来，但它的重点在于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由此而生的痛苦。……从代表权威的教会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违背上帝的命令意味着把自己从强迫状态下解放出来，意味着从无意识的前人类生命存在状态中走出来，跃升到人的阶段。从人的积极角度来看，违背权威的禁令，犯下罪恶，正是首次自由行为，也就是第一次人的行动。神话中的罪恶在形式上是违抗上帝的命令，在物质上则是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作为一种自由行为，不服从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新获得的自由成了诅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却无法自由地治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个性。26-27

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个体化的高潮

中世纪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这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从社会结构上看，随着封建社会等级结构的瓦解，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及它所带来的稳定与相对安全均被破坏，人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非是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确定了的、毋庸置疑的，开始以一种积极的、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序列。“这种对中世纪社会结构进步性摧毁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34

从经济的角度看，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始，人从集体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人在经济秩序中天经地义、无庸置疑的固定位置同样不复存在了。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未来，必须努力奋斗，“任何事情都依赖自己的努力，而非他的传统社会地位的安全保护”，这种允许人自谋生路、个人对自己负责、主宰自身命运的观念和行动解放了个人，使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从而人的主体性意识也更为明确和自觉。43-44

从宗教的角度看，人的解放和觉醒就显得更加明显。与天主教传统相比，路德和加尔文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剥夺了教会的权威，赋予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人不用通过教会就可以和上帝建立联系。这样一来，个体的信仰及救赎就完全成为“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其中负全责的是个人，而绝对不是一个能给予他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的权威”。作者认为，这一特点构成了现代社会政治和精神自由进步发展的一个源泉，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根据自由的辩证特点，新教所带来的现代自由的另一方面是它带给个人的孤立与无能为力。这里存而不论）53

（三）自由的二律背反——自由对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人为什么逃避自由？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或通俗地说，一个原因同时产生两个矛盾的结果）。

自由的二律背反指的是自由一方面使人获得了独立感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使人没有安全感、陷入孤立，并使人产生逃避自由的冲动（这两个结果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且同时为真，但又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自由的这一命题是本书的重点，也是弗洛姆反反复复地在多处提到的一点。

（四）逃避机制：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人是如何逃避自由的？

1.受虐—施虐冲动、权威主义人格与纳粹主义的心理学分析

（1）权威主义的逃避机制

第一，定义

这种逃避机制指的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欲寻找一个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已失去的始发纽带。这种机制的更明确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们所说的受虐—施虐冲动（它们都是对无法忍受的孤独的一种逃避），它们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常人及精神病症患者身上”。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