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师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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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出师表赏析
【编者按】“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研读古今中外的公文名篇,从中汲取营养,是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
为此,我们开辟了“公文佳作赏析”栏目。
本期刊发方春荣教授对公文名篇《出师表》的赏析文章。
“表”是我国封建帝制时代臣下对君主有所陈请的上奏公文,始用于汉初,魏晋南北朝时盛行,唐宋以下亦多用此名。
唐代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说:“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
”
《出师表》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在平定了南方之后,蜀国政治安定,诸葛亮决定挥师北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
临行前上表朝廷,希望后主能修明内政,为北伐胜利提供可靠的后方保证。
《出师表》正文六个自然段(古代文章不分段,也无标点。
现在古文读本中的段落和标点符号都是令人划分添加的。
不同读本上段落划分和断句标点不尽相同。
——作者注)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进谏之词,在简要分析形势后,向后主提出了三点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统一法度,赏罚严明;任用贤人,远离小人。
第一段用极其简洁的语言分析了蜀汉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
今天下三分,与曹魏地广而人众和孙吴田多而土肥相比,蜀汉地狭而民寡,国力疲弊,实属不利,“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思进取,必然覆国。
接着用一个“然”字转折,晓明蜀国虽不占“地利”,但有“不懈于内”、“忘身于外”的“忠志之士”,占有“人和”优势,这是希望之所在。
接着就自然提出了第一条建议——开张圣听,广开言路。
古代的有识之士,都明晓统治者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
”(《国语·周语上》)采纳下言,是了解政情和民情的重要措施,也是一种政治素质,是上下沟通、社会和睦的基本保证。
所以诸葛亮为了保持后方政治稳定,给后主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广开忠谏之路。
第二段提出统一法度,赏罚严明的建议。
法是准则,是纲,纲举才能目张,故执法必须有权威性和一致性,不能因人而异。
蜀汉皇宫与丞相府紧邻,由于皇帝暗弱,丞相贤明,行政权实际上在丞相府,当时可能有小人在后主面前挑拨离间宫、府关系,诸葛亮此条建议当是有针对性的。
但统一法度的原则也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四两段提出“任贤去佞”的建议,其中第三段是对具体人员任用的建议,第四段概括为“亲贤臣,远小人”的普遍原则,并用西汉和东汉的鲜明对比加以论证。
在封建社会里,宦官掌权,奸佞乱政司空见惯,诸葛亮也最担心这种事。
据陈寿《三国志》载:诸葛亮“科(律)教严明,赏罚必信。
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
”表文中这样写,是希望自己远征后,后主在人事制度上保持连续性,对忠心为国、忘我牺牲的忠良之士,要给予提拔和嘉奖;对作奸犯科的小人要严惩不贷,决不能任人唯亲,奖罚不当,“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这里强调了人事制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对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作用。
表的第二部分是陈情言志,表达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请求皇帝委以“讨贼兴复”的重任。
第五段首先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单的回顾,接着说明了出师北伐的条件已经具备。
并将出师之举归结为报答先帝知遇之恩、表达对后主忠贞之志的“职分”。
诸葛亮早年得到刘备知遇,驱驰效劳;后临危受命托孤,辅助后主,他同蜀汉两代君主的感情非同一般。
因此,这段文字激荡着感情的波澜。
行文情真意挚,口不言功,显示出作为辅佐之臣的诸葛亮崇高的人格力量。
第六段明确指出率师北伐的自己、留守辅佐天子的大臣和皇帝本人三者各自的职责。
其中对自己要求严格且言词不留余地,“不效,则治臣之罪”;对他人要求严格但语气稍缓,“责……之慢”,“彰其咎”;对皇帝要求明确而语气委婉,“亦宜自谋”。
既显示出诸葛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也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上行公文的语体要求。
表文最后一自然段是公文的例行收尾。
由于刘各临危托孤曾嘱咐后主“父事丞相”,诸葛亮与后主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君臣关系,故本文收尾不似其他表文“伏惟陛下……臣则幸矣”(曹植《求自试表》)、“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韩愈《谏迎佛骨表》)一类公式化礼仪语言,而是以对先帝的追念和呈献表文时的激动情感收笔,这样更能打动后主,使他接受自己提出的建议。
诸葛亮虽然不是文学家,但这篇公文却写得相当成功。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称赞《出师表》是“表之英”,“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
此文最主要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行文得体”。
一般情况下,臣下进谏都希望君主采纳,受制于这一行文目的,行文者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身份。
诸葛亮是丞相,但刘备托孤时要求后主“以父事之”,兼有“臣”、“父”双重身份,在行文上把握好分寸是十分重要的。
既要启发开导,又不失君臣礼义;既要把问题分析得深刻透彻,又要保持在对方可接受的范围;既不能居高临下高谈阔论,又不能低声下气含混不清。
表章能围绕蜀汉后主的个性特征,该启发诱导的地方启发诱导,该明确的地方十分具体明确,该肯定激励的地方热情鼓励,表意精当,情感真切。
清朝文人浦起龙在《古文眉诠》中所说:“其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叮咛幼主人,言言声泪兼并”,准确诠释了表章内含的神韵。
其次是“文畅”。
表是一种以说理为主的公文,此文又充满感情色彩。
为了将理和情有机地结合起来。
适应文意的延伸和发展,文章通过饱含感情的语言来论说道理,全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内在逻辑过渡自然。
在语言运用上则表现为句式灵活,长短结合,以造成节奏上的促缓变化,情感上的起伏跌宕;骈散错综,以散句为主,骈句相互对应,读来朗朗上口,散句表意自如,衔接自然。
诵读此文,往往有淋漓畅快之感,那是因为联系到诸葛亮的身世业绩,能够体验到一种悲剧人生的崇高之美。
总之,这篇表文内容具体,情理兼备,语言质朴。
从公文角度看,是一篇好公文;从文学角度看,也是一篇好作品。
《出师表》中所展现出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进取精神也成为推动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附:原文及译文
出师表
【三国】诸葛亮
臣亮言: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费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臣子诸葛亮向陛下陈言:
先帝开创统一天下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一半而中途去世,如今天下三分,益州人力困惫,物资缺乏,确实是到了十分危急、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啊!然而大臣们在朝廷里都能奋力工作,将士们在疆场上不怕流血牺牲,那都是追念先帝的厚恩,想在陛下身上来报答。
陛下实
在应该广开言路,使先帝留下的美德发扬光大,使有为之士振作精神;不要过分地看轻自己,说话失去分寸,从而堵塞大家尽忠进谏的道路。
皇宫和相府的人同朝为臣,对他们的提升、处罚和表扬、批评,不应有不同标准。
若有奸邪小人违法乱纪,或忠良之士有所建树,都应交给主管官员决定处罚和奖赏,以表明陛下治理国家公平清明,而不能有所偏袒,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赏罚标准。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贤良诚实的臣子,他们志向忠贞,思想纯正,所以先帝选拔他们留下辅佐陛下。
我认为宫廷里的事务,不论大小,都应先跟他们商量,然后再施行,就一定能够防止疏漏,弥补缺失,从而获得广泛的好处。
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办事公平,熟悉军务,过去先帝考验过他,认为他很有才能,因此大家建议推荐他掌管禁卫军。
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都应跟他商量,就一定能够使军队和睦团结,让才能不同的人都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西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覆亡衰败的原因。
先帝在世时,常常跟我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的所作所为感到叹息和痛心。
现任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等,他们都是些忠贞贤良,能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诚能如此,那么汉家基业重新振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是平民,在南阳耕种田地,本来只想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想在诸侯中求得显赫名声。
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浅陋,主动放下架子,三次到我家茅屋来拜访我,征询我对天下局势的意见,我因此受到感动和激励,就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劳。
之后碰上军事失利,我就在这紧急危难关头接受重任,从那时候到如今已有21个年头了。
先帝知道我遇事一贯谨慎,所以临终把振兴汉室的大事托付给我。
自从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我日夜都在忧虑叹息,唯恐托付之事不能办好,而有损于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五月率部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
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备足,就应当鼓励并率领三军,北伐平定中原,希望竭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之徒,复兴汉家天下,迁回原来的国都。
这本是我用来报答先帝而效忠于陛下的分内职责。
至于对政事得失的斟酌处理,向陛下进尽忠言,都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恳求陛下把讨伐曹贼、兴复汉室的重任交付给我;倘若没有成效,那就治我的罪,以秉告先帝在天之灵。
如果没有人向您提出施行德政的建议,就要责问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疏忽懈怠的责任,以彰示他们的过失。
陛下自己也应该独立思考,征询治国的好方法,鉴别并采纳正确的意见。
追怀先帝的遗诏,我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依然难以自已。
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之际,对着这纸表章我泪流满面,不知道说什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