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_以中美建交为例_余丽
中美建交中国的外交转型
中美建交中国的外交转型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的正式确立，中国外交开始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走向新阶段的开始。
中美建交为中国外交转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推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的转型与影响。
一、开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中美建交为中国外交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开始。
此前，由于冷战格局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紧张。
然而，中美建交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局面，使中国重新融入了国际社会。
中美建交的达成，为中国打开了世界大门，促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拓宽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领域，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二、加强中美两国的合作与交流中美建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平台，为两国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建交后的几十年间，中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各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和拓展。
中美合作涵盖了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不仅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创造了条件。
三、推动中国外交观念的转变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交后，中国外交逐渐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自信，开始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事务。
中国开始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的外交形象逐渐由过去的革命者转变为负责任的大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努力。
四、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中美建交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建交后，中国积极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并担任了不同的领导职务。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逐渐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中美建交的背后，是中国不断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为自身利益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五、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然而，中美建交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王传剑;刘晓健
【期刊名称】《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年(卷),期】2024()3
【摘要】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
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
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
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
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总页数】26页(P45-69)
【作者】王传剑;刘晓健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
2.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亚多边合作新探索
3.中美博弈背景下的美国对华科技外交策略演变
4.美国对华竞争
背景下的6G“边疆拓展”战略研究5.“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为例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综述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2), 314-321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1 in Hans. /journal/asshttps:///10.12677/ass.2021.102046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综述陶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北京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9日；录用日期：2021年2月15日；发布日期：2021年2月24日摘要2020年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文按照一战前、一战时期、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简述。
其中冷战时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尽管政治议题依旧是主旋律，但文化议题也开始频繁亮相了。
此外，亚洲取代欧洲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焦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美非关系史。
总的来说，尽管存在差异，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几乎涉及到各个时期和主要地区。
关键词美国，外交史研究Research Review on the US DiplomaticHistory in 2020Zijun TaoHistory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Received: Dec. 29th, 2020; accepted: Feb. 15th, 2021; published: Feb. 24th, 2021AbstractIn 2020, researches on the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China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em chronologically by pre-WWI, WWI period, WWII period and Cold War pe-riod, and the last one was preferred by scholars compared with others. Though the political issue is still the “main melody”, the culture issue begins to step on the stage more frequently. Besides, Asia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stead of Europe and some new fields come into our sight such as America-Africa relations. In a word, despite the difference, the researches on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2020 almost cover every period and main area.陶姿君KeywordsThe US, Research on Diplomatic History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licenses/by/4.0/1. 引言美国外交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2020年也不例外，研究成果丰硕。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陈乔之邵镔：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作者：陈乔之邵镔摘要：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关键词：决策模式；政策；关系正常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 3 次辩论。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二次辩论贯穿整个 70 年代，核心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三次是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本文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次辩论，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一、尼克松：大步流星从 1949 年到 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
在美国，素以“反共斗士”著称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美国人信赖他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相信他不会重蹈民主党在 40 年代末的覆辙。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狂热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计算，珍宝岛的枪声使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
当时中国高层的基本判断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1](P225)。
从国际形势看，美攻苏守让位于苏攻美守，中美联合抗苏成为可能。
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打开中国大门的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尼克松本人。
1967 年，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他认为将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明智的。
商务谈判案例1一致式开局策略
商务谈判案例1 友好式开局策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将要展开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谈判。
为了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谈判环境和气氛,中国方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对谈判过程中的各种环境都做了精心而又周密的准备和安排,甚至对宴会上要演奏的中美两国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的挑选。
在欢迎尼克松一行的国宴上，当军乐队熟练地演奏起由周总理亲自选定的《美丽的亚美利加》时，尼克松总统简直听呆了,他绝没有想到能在中国的北京听到他如此熟悉的乐曲,因为,这是他平生最喜爱的并且指定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演奏的家乡乐曲。
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此时,国宴达到了高潮,而一种融洽而热烈的气氛也同时感染了美国客人。
一个小小的精心安排，赢得了和谐融洽的谈判气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谈判艺术。
美国总统杰弗逊曾经针对谈判环境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不舒适的环境下，人们可能会违背本意，言不由衷。
”英国政界领袖欧内斯特•贝文则说，根据他平生参加的各种会谈的经验，他发现，在舒适明朗、色彩悦目的房间内举行的会谈,大多比较成功。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上个世纪70年代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到达北京,他怀着等待中日间最高首脑会谈的紧张心情,在迎宾馆休息.迎宾馆内气温舒适,田中角荣的心情也十分舒畅，与随从的陪同人员谈笑风生。
他的秘书早饭茂三仔细看了一下房间的温度计，是“17.8度”.这一田中角荣习惯的“17。
8度"使得他心情舒畅，也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美丽的亚美利加”乐曲、“ 17。
8度”的房间温度，都是人们针对特定的谈判对手,为了更好地实现谈判的目标而进行的一致式谈判策略的运用。
案例分析：一致式开局策略的目的在于创造取得谈判成功的条件。
运用一致式开局策略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在谈判开始时,以一种协商的口吻来征求谈判对手的意见，然后对其意见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按照其意见开展工作。
运用这种方式应该注意的是，拿来征求对手意见的问题应该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对手对该问题的意见不会影响我方的利益。
浅析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浅析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逐渐交恶，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可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美正式宣布建交，是在1979年1月1日。
之所以会延后7年，有尼克松辞职的因素，有苏联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谈拢。
这个关键问题，自然就是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博弈？“建交三原则”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1月，尼克松连任美国总统。
基辛格也在1973年2月第五次访华，并且提出了双方互设贸易使团的意见。
美方的举动，让中方也决定向前跨出一大步，尽快促使中美两国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
1973年5月，中美两国已经正式在对方的首都设置联络处，中国在美国的联络处，甚至派遣了两位具有大使衔的外交官。
可没想到，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被迫于1974年8月8日，辞去了总统的职务。
这一年多来，尼克松一直在应付“水门事件”，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去应对中美关系的推进。
福特总统上任以后，首要的任务，也是要应付尼克松留下的“烂摊子”，中美关系依然无法成为他最关切的事件。
就这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直在僵持中。
不过双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会这件事。
1974年基辛格再次访华，并且提出了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
早在1954年，美国和台湾就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承诺，会在1977年全部撤完驻台美军，但是关于这个条约，美国还没有找到合理解决的方案。
美国希望中方承诺，绝对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美国也可以考虑，放弃和台湾的“防御关系”。
另外，美国国内，还有大量的亲台势力，他们当然是不希望美国放弃台湾的，美国政府也不能无视这些人的影响。
因此，美国希望，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在台湾设置联络处。
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较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舞台上日益举足轻重。
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有合作与互利共赢的一面，也存在着竞争与摩擦的诸多因素。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以期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这一重要的国际关系。
一、历史背景与重要节点1. 两国关系的起源与发展：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竞争对手，并且在国际事务中频繁交锋，中美关系的进展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
2. 重要节点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事件的影响，如中美贸易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事件对双方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合作与互利共赢1. 经贸合作：中美贸易伙伴关系的不断加深，为两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双方的贸易合作不仅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全球市场的稳定和繁荣。
2. 科技创新：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并且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
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中美互相借鉴和学习，推动了全球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竞争与摩擦1. 贸易争端：中美贸易摩擦是最近几年中两国关系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贸易关税壁垒的提高和争端的升级，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2. 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南海争端、台海问题等都是中美地缘政治争端的重要方面。
四、观点与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有希望也有挑战。
尽管两国在经济合作、科技创新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双方的利益冲突和地缘政治争端也不容忽视。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加强对话与合作，以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总结回顾通过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双方既有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可能性，也存在着竞争与摩擦的现实。
在中美关系中，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双方的立场和利益，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向着更稳定、互利双赢的方向发展。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_以中美建交为例_余丽
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Vol .41 No .1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外交决策模式述评
外交决策模式述评外交决策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它涵盖着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全球议题的处理。
外交决策模式通常是由一系列因素来决定的。
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外交政策等。
这里我们将探讨一些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并举出相应的例子来表明其优点和缺点。
第一种外交决策模式：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指一种通过分析各种选择，根据最初预定的目标并形成最有效的行动。
它通常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但允许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成了一个“战略性和平”的协议。
这场历史性的外交协议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和威慑中共党的理念之间。
美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能够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不是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一举措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与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决策模式相比，也有缺点。
它造成了一种重视自身利益而缺乏道德因素的决策方式。
这种方式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或矛盾，甚至有时可能使局势更加紧张。
第二种外交决策模式：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的外交决策模式。
它通常会强调民族和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并且主张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国内外多次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
他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并在紧张的外交环境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来保护国家安全。
然而，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与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押注愈发剧烈的情况下。
第三种外交决策模式：外交手段外交手段是指一种利用外交政策手段来进行外交决策的模式。
这种模式可能涉及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国际协议和条约、媒体和宣传等手段。
例如，伊拉克战争就是利用了外交手段，包括联合国紧急会议、多边协议和经济制裁等方式。
但是，这种外交决策模式也可能引起国际压力，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第四种外交决策模式：永久中立永久中立是指一种在机会均等、维护国家独立和自主性的情况下，采取中立立场的外交决策模式。
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
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作者：王文琦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7期【摘要】在当今时代，中美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加深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的了解，有利于我国在未来能够更好的理解美国外交决策的逻辑脉络，从而服务于我国的外交事业。
美国在制定某项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左右，而在处理国际问题的过程中，总统、国会、利益集团、民众舆论等因素发挥的作用与作用的形式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外交决策总统国会国家利益1.外交决策的基本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目标，也是一切外交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建构、发展的。
从美国独立之初的维护国家独立，到19世纪初的海外有限扩张，再到冷战结束后维持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渐增强，其国家利益也在不断的做出调整。
当然，除了最高国家利益外，美国还有各层次利益，因此，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会综合考虑涉及哪些国家利益，最后采取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虽然美国外交决策的宗旨是这样，但是国家利益终归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这种价值判断很大程度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难有客观标准。
许多决策者虽然声称决策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但是由于决策过程受制于美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最后决策的结果往往是反映了部分决策者的主观意愿，或者是多方利益集团经过协商后的多方都能够接受的折中方案。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在许多外交问题的决策上，难以称得上最明智，只是多方利益集团共同作用下最合适的方案。
2.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总统美国宪法授予了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最高的权力。
其中总统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的核心是美国总统。
以美国总统为首的政府是一种对层次构成，外交决策机构往往由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等美国总统组成的高级内阁官员构成。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以案例分析中美商务谈判的差异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以案例分析中美商务谈判的差异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跨文化交际在商业活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商务谈判中。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商务谈判风格和策略的差异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有着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中美商务谈判中存在的差异，以期帮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优化谈判策略，促进更有效的商业合作。
本文将首先概述中美商务谈判的基本风格和特点，然后从语言、非语言行为、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分析双方谈判风格的差异。
接着，通过具体案例，详细剖析这些差异在商务谈判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
本文将提出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如何调整谈判策略，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以实现双方共赢的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增进中美两国在商务谈判中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双方在商业领域的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
也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其他跨文化商务谈判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中美商务谈判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是影响中美商务谈判的重要因素之一。
下面将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中美商务谈判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价值观差异：中国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些差异反映在谈判中表现为对风险、责任和承诺的不同看法。
中国强调和谐、合作和相互尊重，而美国则更注重个人主义、竞争和自我实现。
这种差异导致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双方对问题的理解、目标和解决方案等方面存在差异。
商业环境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市场规则。
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环境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
这种差异导致中美在商业决策、时间观念和诚信要求等方面的不同。
沟通方式差异：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美在沟通方式和语言习惯上也存在很大差别。
在中国，人们通常注重情感交流和间接表达，而在美国，人们则更倾向于直接表达情感和观点。
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误解和不愉快的中美商务谈判经历。
中美商务谈判案例分析
中美商务谈判案例分析
中美商务谈判一直备受关注，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关系对全球经济格局具有
重要影响。
本文将以中美商务谈判案例为例，分析其中的关键问题、谈判策略及解决方案，以期为类似情况下的商务谈判提供借鉴和参考。
首先，中美商务谈判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贸易顺差、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汇率等方面。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在谈判中需要找到平衡点，寻求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其次，在谈判策略上，双方可以采取多边谈判、双边谈判等不同方式，通过协商、磋商等手段，寻求达成共识的途径。
最后，在解决方案上，需要充分考虑双方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达成可行的合作方案。
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在这一案例中，中美双方
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针对这一情况，双方可以通过加强沟通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寻求共同利益点。
同时，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的合作计划，加强合作领域，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另外，可以通过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分歧和纠纷，避免贸易摩擦升级。
最终，双方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推动中美商务合作迈向新的高度。
总之，中美商务谈判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议题，双方需要在谈判中保持理性、务实的态度，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
希望通过本文的案例分析，可以为类似情况下的商务谈判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推动中美商务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
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学号：1404524028班级：14403姓名：刘璐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摘要：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对于全球国际环境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无法真正把握国际局势。
而作为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正在不断加深，了解和熟悉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中，除行政部门之外，美国国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认清美国国会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及活动方式等方面非常重要。
下面从美国外交决策机构的影响因素、美国国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三方面分析美国国会怎么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发挥作用。
关键词：美国国会美国外交外交政策对华政策一、美国外交决策机构的影响因素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美国外交决策的机构。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外交决策的制定者是美国国会和总统。
但事实上，参与制定外交决策的机构有：1、总统及其幕僚；2、国会参众两院；3、国务院；4、其他各部门（主要是国防部）；5、专业外交官员；6、各个利益集团；7、在外交领域的权威学者和曾经担任过国务卿、防长等要职的人。
而在这七者中，以总统和国会为大。
这两者就像是扁担的两头。
总统对外交所施加影响的动力自于其幕僚和阁员，比如外交决策的中心就经历了由国务卿向国家安全会议转变的过程：一九三三年以前，美国国务卿有较大的外交决策权。
而后来慢慢国务卿的外交决策权力被外交政策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所肘挚。
况且就拿国务卿来说，之一职位依然保持着对外决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务卿所下属的各国外交官可以让他掌握到全世界的情报，一有情报送到国务院，国务院所设计的情报分析处和政策设计处在把情报送到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之前两处专家必将对情报的分析送到国务卿以供其审核，国务卿批准后再送至国家安全会议上进行讨论。
由此可见其对外交决策起着多么巨大的影响。
从对华PNTR决策看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
中共 贵 州 省 委 党校 学报
Ｊ ｕ ａ ｆｔｅＰ ｒｙＳ ｈ ｏ ｆＧｕｚ ｏ ｒｖｎ ｉｌＣ ｍｍｉｅ ｆｔｅＣ． ． ｏ ｒ ｌｏ ｈ ａｔ ｃ ｏ ｌｏ ｉ ｕ Ｐ ｏｉｃａ ｏ ｎ ｈ ｔ ｅｏ ｈ Ｐ Ｃ ｔ
Ｎｏ ２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０１ ． ２ ２
（ｅａＮ ．３） Ｓｒ ｌ ｏ １８ ｉ
从对华 Ｐ Ｔ Ｎ Ｒ决策看 外交决策 中美国总统 与国会的关 系
罗 立 昱
（ 南京 大学 ， 江苏 南 京 ２ １０ ） １ １２
摘
要 ： 国对 华永 久性 贸易正常 关系是 中美关 系的重要事件 ， 美 涉及美 国外交决策 ， 在该 问题上美 国总统与 国
会 出于其各 自的利益考虑持不 同立场。Ｐ Ｔ Ｎ Ｒ法案通过 的过程反 映了美 国外交决策 中总统与 国会既斗争 又合作 的 相互制衡关 系， 同时也反映美国 内部对 华政 策的矛盾。 关键词 ：Ｎ Ｒ； Ｐ Ｔ 外交决策； 中美关系
中 图分 类 号 ： ８ ． １ Ｄ７７２ 文 献 标 识 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０９— ３ １ ２ １ ） ２— １０— ４ １０ ５ ８ （０ ２ ０ ０ ２ ０
其 时 间之长 、 规模 之大 、 人数 之多 、 资之 巨 、 耗 火药 味 之 浓 ， 美 国历史 上是 罕见 的 。其 中 ， 在 总统 与 国会 的
决 策行 为 冲突合作 在 冷战后 美 国外交 决策 中显得 尤
１７ ９ ９年 中美 两 国建 交 后 ， 据 １８ 根 ９ ０年 ２月 生
逞 ， 给延 长对华 最 惠 国待遇 设 置 了越来 越 大 的阻 但 力 ， 使 原本纯粹 的经 贸 问题 演变 成 为 政 治 和外 交 并 问题 。１９ ９９年 １ 月 ， １ 中美 两 国在 北京 签 署 了《 中美 关 于 中国加入 ＷＴ Ｏ的双 边协 议 》， 中国 同意 广 泛地 开 放农 业 、 融 、 金 电信 等一 系 列 国 内市 场 。相应 地 ， 美 国必 须 放弃 年度 审议 中 国 贸 易 地 位 的歧 视 性 做
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与影响研究报告
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与影响研究报告中美建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事件。
它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世界乃至全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报告将回顾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并探讨其对两国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一、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中叶。
在冷战刚刚兴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
然而，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间的力量重新洗牌，中美两国政府都意识到通过建交可以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带来明显好处。
二、中美建交的影响1. 政治影响中美建交对两国政治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交后，两国政府可以直接展开对话，更好地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
此外，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
2. 经济影响中美建交对两国经济关系带来了显著的提升。
建交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合作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中美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3. 文化影响中美建交对两国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国间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的机会增多，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通过文化交流，两国的文化艺术、教育体系等方面得到了相互借鉴和发展，为两国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中美建交的启示与展望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与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首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
其次，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最后，两国应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加深互信，增进友谊，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夯实基础。
综上所述，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与影响是本报告的主要内容。
中美建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两国乃至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中美谈判案例6篇
中美谈判案例6篇中美谈判案例 (1) 仔细聆听命令：用最简洁的方式明了领导的意图和工作的重点.弄清该命令的时间(When)、地点(Where)、执行者(Who)、为什么(Why)、需要做什么工作(What)、怎样做(How)、多少工作量(How many)?在领导下完命令之后，立即将自己的记录进行整理。
与领导探讨目标的可行性：领导下命令之后，往往会关注下属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希望下属能够对该问题有一个大致的思路，以便在宏观上把握工作的进度。
有效的沟通技巧：不要抱怨领导对你的不重视或是偏见，首先去反省自己!与领导的沟通是否出现了障碍?沟通的方式是否正确?与领导沟通不等同于虚溜拍马，沟通中首先要学会倾听，对领导的指导要加以领悟与揣摩，在表达自己意见时要让上级感到这是他自己的意见，巧妙借领导的口陈述自己的观点，赢得领导的认同与好感，让沟通成为工作有效的润滑剂而不是误会的开端。
要拥有良好的向上沟通的主观意识：作为下属要时刻保持主动与领导沟通的意识。
领导上级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顾及得面面俱到，保持主动与领导沟通的意识十分重要，不要仅仅埋头于工作而忽视与上级的主动沟通，还要有效展示自我，让你的能力和努力得到上级的高度肯定，只有与领导保持有效的沟通，方能获得领导器重而得到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中美谈判案例 (2) 中国某公司与美国公司谈判投资项目。
其间双方对原工厂的财务帐目反映的原资产总值有分歧。
美方：中方财务报表上有模糊之处。
中方：美方可以核查。
美方：核查也难，因为被查的依据就比可靠。
中方：美方不应该空口讲话，应有凭据证明查帐依据不可靠。
美方：所有财务证均系中方工厂所造，我作为我国人无法一一核查。
中方：那贵方可以请信得过的中国机构协助核查。
美方：目前尚未找到可以信任的中国机构帮助核查。
中方：那贵方的断言只能是主观的不令人信服的。
美方：虽然我方没有法律上的证据证明贵力帐面数字不合理，但我们有经验，贵方的现有资产不值帐面价值。
中美入世谈判：死局下的惊天逆转
中美入世谈判：死局下的惊天逆转【摘要】本文将介绍中美入世谈判的历史进程。
在死局面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中方坚持利益最大化，而美方注重平衡双方利益。
外界对谈判的反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谈判的走向。
最终，通过双方的努力与妥协，中美入世谈判取得了惊天逆转，达成了协议。
这一结果将对中美双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美入世谈判的成功将促进双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将迎来更加紧密的合作与发展。
【关键词】中美入世谈判、死局、逆转、背景介绍、谈判过程分析、中方策略分析、美方策略分析、外界反应、影响、结果、双方关系、展望未来发展。
1. 引言1.1 中美入世谈判：死局下的惊天逆转中美入世谈判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话题，双方的谈判过程和策略备受关注。
而在某一次谈判中，双方陷入了死局，看似无法找到突破口。
就在人们以为这次谈判注定失败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惊天逆转。
这场逆转不仅改变了中美双方的关系，也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
本文将对这次中美入世谈判中的死局和逆转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双方的谈判策略和外界的反应与影响。
通过对谈判结果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轨迹，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影响和挑战。
让我们见证了一场历史性的转变，也提醒我们在谈判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灵活应变的重要性。
2. 正文2.1 背景介绍与此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自然对中国加入WTO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
美国认为中国市场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需要中国作出改革和开放承诺，以保障美国的贸易利益。
中美之间的入世谈判一直在困难和挑战中进行，双方争取各自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妥协和协商。
背景介绍部分，正是为了说明中美入世谈判的背景和各自的动机，为后续的谈判过程分析和策略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美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彼此的利益和关切，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最终取得令双方满意的结果。
世界历史中的外交学经典案例分析
世界历史中的外交学经典案例分析外交学是一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通过对历史上的外交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争斗和合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本文将针对世界历史中的几个经典外交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讨各种外交策略的利与弊，为今后的外交决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诺曼底登陆的外交策略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盟军对纳粹德国发起的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一次外交策略的巧妙运用。
在此之前，盟军曾实施了一系列欺骗手段，使希特勒错误地判断登陆地点在加来海峡地区，从而分散了守军力量。
同时，盟军通过秘密外交斡旋，拉拢了一些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支持，如苏联、法国等。
这些外交举措为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展现了外交手段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二、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外交冷战是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时期。
在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的外交手段多样且复杂，包括军备竞赛、间谍活动和外交斡旋等。
然而，由于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冲突，双方一度陷入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
尽管如此，双方在一些重要国际事务上仍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取得一些相对稳定的合作，比如签署《苏美合作共同宣言》和展开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的“电话外交”。
这些外交策略运用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球格局的稳定和和平。
三、中美外交合作与竞争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大国，其外交关系备受瞩目。
这段关系的复杂性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
在中美建交前后，两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外交策略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竞争，同时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两国之间的合作得以展开，而美国在一些领域的经济优势和军事实力也使其成为中国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中美之间通过外交斡旋、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等手段，努力保持关系的稳定并扩大双边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外交手段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国际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典型示范。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Vol .41 No .1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
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
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
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
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
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
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
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
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中国首次派高于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参加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招待会。
中苏关系一度出现的松动向卡特行政当局表明,中国有能力操纵美中苏大三角关系。
根据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的观点,国家或政府被认为是理性的、高度一致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
而促成决策的动机、行为的选择是为了对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作出反应,国际战略“市场”中出现的威胁和机会促使国家去行动[3](P32-33)。
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
将这种决策模式具体应用到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理性的、高度一致统一体的代表,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全权负责。
实际上,从美国的历史和政府结构看,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一直享有特权,国会在重大对外政策上承认总统的领导[4](P357)。
理性行为者模式把国家的决策过程描绘成一个理性化、唯总统马首是瞻的过程,这与公众、新闻界和学者老是挂在嘴边的“美国政府”干什么或“总统”干什么那些外交熟语是相吻合的[5](P247)。
这种模式试图证明:总统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考虑如何应对外在的挑战,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于国内因素则不必考虑,因为举国上下都是服从并服务于他的,总统的决策就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出现了美、中、苏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
但苏联和中国在美国战略天平上的分量是不同的,中美关系一直从属于美苏关系或者说美苏关系的阴晴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冷暖。
回顾尼克松以来的中美关系,每当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出现紧迫问题、需要增加对苏联施压的手段时,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就明显增强;反之,当美苏关系缓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推进对华关系就缺乏动力[6](P7-35)。
卡特就任之初,美国正与苏联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热衷和苏联搞“缓和”,因此想在中苏之间搞所谓“等距离外交”,对改善中美关系并不积极。
但面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全面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态势,卡特认为片面地和苏联搞缓和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地位;同时他也认识到,如不尽快地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就会倒退,将会导致美国极不愿看到的中苏缓解,那样便会影响全球战略均衡和美国的利益。
在这样的国际格局态势下,卡特总统作为国家理性行为的代表与化身,自然要改变早期的对苏对华“等距离”政策,美国希望用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来惩罚、吓阻莫斯科。
当卡特与苏联的关系进入真正困难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显得格外重要且顺理成章了。
但是,单单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够的,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也只是告诉我们与中国建交是美国的总体战略取向。
要具体了解美国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建交,必须进入分析的微观层次即国内层次,从美国的国内政治,首先是美国的官僚政治中寻找原因。
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博弈:官僚政治模式在现代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连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中真正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
”[7](P1393)虽然是由领袖来决定做什么,但如何去做却取决于官僚机构。
因此,官僚机构在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僚政治决策的突出特点是决策的最后形式“常常不是对问题最好解决办法,而是在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影响力的官员们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斗争最后融合的结果。
如果说决策是政治的产物,那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生是在政府内各成员们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渠道彼此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每一决策的产生过程和内容都带有官僚政治的痕迹”[3] (P162)。
卡特总统虽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最后决定权,但这位南部出身的总统更倾向于“集体合作”的办法,所有相关的内阁成员都可以平等的身份加入政策制定的讨论,总统相信他可以权衡他们不同的观点,吸收他们各自的长处,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但是,这种“集体合作”式的决策办法很快导致了部门之间的争斗,这就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围绕中美建交问题的争执,具体就表现为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博弈。
美国国务院的目标就是保护它在外交事务上的传统主导地位不受侵蚀。
作为国务卿,万斯决心要使国务院更加彻底地支配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贯彻过程,因为他相信组织内部的稳定机制是保证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关键。
为此目的,万斯在同意总统任命布热津斯基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明确(万斯)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第二,(万斯)将能够在总统做出任何外交政策决策前呈交给总统不受任何过滤、删减的政策意见。
”[8](P531)另一方面,自尼克松时代以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影响不断上升,形成与国务卿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局面。
布热津斯基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它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与国务院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
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助手们相信,他们能更好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安全利益、如何服务国家安全利益。
在部门协调问题上,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和起草总统行政命令的权力应留给他。
万斯当然反对这种安排,要求国务卿必须有权力审查送交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纪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总统命令。
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因为他必须防止在处理敏感文件时的可能泄密。
这两项安排实际上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置于国务院和其他各部之上,而且后来加剧了不断发生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部门斗争。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虽然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同意与中国建交很重要,但在如何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
在万斯呈交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他认为“就正常化本身而言,我认为在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过于勉强,以致损害了台湾人民的福利和安全。
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置于人为的期限之内”[9](P19)。
万斯认为,美国应设法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这种脆弱的平衡”,而不能厚此薄彼。
对于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的建议,万斯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关于实现正常化的时机,万斯的意见是“谨慎行事”。
布热津斯基却一直认为,中美关系牵扯到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一是双方接触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接触应尽可能地扩大,因为接触对双方都有利。
二是双方在遏制苏联扩张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静心的协商来进行。
三是关系正常化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时机一到就可以解决。
当卡特总统要在圣母大学发表外交政策讲演时,有关中国部分,布热津斯基建议总统这样表述,即:“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力量。
我们愿意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就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密切合作。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仍然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
”卡特总统采纳了此建议[10](P231-232)。
在1977年8月的北京之行中,万斯声称:一是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二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要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三是“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
邓小平当即表示,万斯的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一直按照万斯设计的轨道运行,中美建交的时间将会大大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