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

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

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

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

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

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

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

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

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

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

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

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

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

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

有清一代。

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

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

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

”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1、经学：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後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

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经学，当然指注解经书的学问，所以我们言及“经学”，首先要明确“经”是什么。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

然而这里的“经”当然不是指所有书籍，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尚且不够，因为从前的儒者们就因为“经”的包含范围做了很多论辩，甚至兴起了名曰“经名考”的学问，有人以为经只专指孔子的著述，而有人主张经是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本文采后说。

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
这十三经。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

（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

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

）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

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後，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代起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

从此儒学独尊，由於乐已无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

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

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从六艺到五经
“六艺”就是“六经”的古称，亦即孔子所指定的教科书——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儒家地位上升后，这些教科书被尊为“经”。

“六经”一词，首见于《庄子·天运》，然而直到西汉，也还是记载为六艺（见《汉书·艺文志》），同时在西汉初年，《乐》失传，六艺自此仅余其五。

在董仲舒的努力下，儒学在武帝建元五年取得独尊地位，朝廷从此设立了五经博士，儒学从显血成为官学，终于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而经学也由此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历代官定“经”的范围
西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东汉七经：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唐九经：即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开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十二年，于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

宋十三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

四书五经：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

2、玄学：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

产生于魏晋。

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中国魏晋时代,向秀何晏、王弼等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

学术要旨
玄学是对道家的表达。

可以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

“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

东汉末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辩。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

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基本特点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

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

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

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

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

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

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3、理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

又称道学。

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理学创始人周敦颐
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

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研究内容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程颢
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

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

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

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

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

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

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

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

③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

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理学流派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

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朱熹
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历史作用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

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说明
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

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

后者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也叫道学或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