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郑宗荣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第21卷——No.2. 2005 Vol.21.

收稿日期：2004-11-28

作者简介：郑宗荣（1975-），女，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讲师。

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郑宗荣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重庆万州 404000）

摘 要：禅宗思想与诗歌一直有着很深的因缘关系。禅宗思想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俳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俳句蕴涵着自然空灵、清幽闲寂、凝炼含蓄的禅宗思想。

关键词：禅宗；日本文学；俳句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05)02-0027-04

一、禅宗思想与诗

禅学是印度佛教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产物。印度禅讲无我无心，以形式上的坐禅为主，行数息观，静心息念。所谓“禅”，是梵文“禅那”（Dhy āna ）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思维修”，是一种旨在修定的方法。定，是“心一境性”或“专一所缘”，意思是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对象使心宁静，不受干扰。[1]随着禅的发展，人们声称禅的目的是传达佛陀自身的根本精神，从而清除了堆积在禅的建设者的教义周围的一切表层的见解。所谓“表层的见解”，可以说是以民族心理的特殊性为基础的那些东西以及仪式、教典等等。禅要直接见到佛陀的精神。构成佛教的真髓的东西是般若（大智）和大悲。依靠般若，人可以超越现象的表现，见到事物的实在。若得到般若，我们能洞察生与世界的根本意义，而不单单为个人的利益和苦痛而思考、烦恼。若得到般若，大悲会自在地发挥作用，它将使“爱”不受利己主义的妨碍，恩泽万物。[2]

惠能开创的禅宗，脱离了印度禅学无穷无尽的有关本体的逻辑推论，以及厌世的生活态度和苦坐的禅定方式，变为真正中国式的禅宗了。禅宗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来自六祖慧能“顿悟”的主张。“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3]在惠能眼里，外部世界不过是本心的产物，理解与认识全靠个人的慧根，只要直指本心，便能顿悟成佛。

禅宗的这种认知哲学，与诗歌美的内蕴有着不可言喻的相似之处。在禅的影响下，文人的审美情趣首先发生了变化，向着静、幽、淡、雅，向着适意澹泊，向着物我两忘的境界发展，雪景寒林、寒江独钓、幽涧寒松，不但是写意画家喜爱的题材，也是诗人迷恋的意象。比如王维的《辛夷坞》描述山间景象：“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生与死在诗人看来无非都归于空灵。胡应麟说这首诗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4]在这样一种对人生的一切境遇不生忧乐心态的影响下，诗美最终趋于宁静、恬淡、超脱，自然的万物不过是诗人心灵的幻化，是他们传达个人感受、解脱自我精神枷锁的工具而已。“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5]在禅的世界里，不仅山水田园诗歌吟唱着舒缓的歌谣，整个诗的文化也都充满了空灵的禅气。

自奈良时代(约710—784年)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到镰仓时代(约1192—1333年)，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1141—1215年)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兴禅护国论》一书中。其基本哲学思想和中国禅宗一

样，是推崇“心”的作用。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谓“最上乘”之“心”，即是“佛心、禅心”，是禅宗独传之“心”。他认为禅宗是“诸教极理，佛法总府”，是释尊传授的真理。但这种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认为禅应超乎动静，应当“动静一如、动静双忘”。并且他还强调“持戒”和“护国”，明确了日本禅宗的特色。强调“持戒”，是为了与武士的修养结合，以取得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支持。荣西的“禅”追求一切从心性出发，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求佛方式，以及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临济禅吸收中国禅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道元(1200—1253年)将曹洞宗传到日本，主张“只管打坐”的新禅风。强调出家修行，认为在俗坐禅不彻底，主张不管饥寒冻馁甚至处于死的危地，也要坚持只管坐禅的“修证一如”之道。他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

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是武士的精神支柱。禅宗赢得上层武士的青睐之后，迅速向日本全土普及，文学也深受影响。据日本学者统计数字表明，从13世纪末至1368年止，日本僧人到中国参禅学艺，将元代中国文化的各种学术精华携回日本，史籍有名者多达220多人。[6]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7]

二、禅宗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能力。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学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8]

唐代兴起的佛教南禅，以“五家七宗”之盛成为当时佛教最显赫的宗派，声势波及宋代。这时期，文人士子言谈咏诗都不离禅意禅趣。[9]许多蕴含禅宗思想的作品以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对各种韵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0]南禅意识不仅从内容上影响了日本诗歌和文学的精神，而且促成了某些诗歌及其他艺术独特的形式。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最初是连歌的首句，也叫起句，发句，后独立出来即称俳句。俳句由5、7、5共17个日语字音组成，俳句创作重意象、贵含蓄、言简意赅。每首俳句必须有季题，即表现写作俳句季节的词语。其美学功能在于尽情抒发作者瞬间的内心感受。[11]日本俳句的兴旺正是由于南禅思想给予俳句作者以深切的启示。日本俳句诗人都自觉接受中国诗论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韵味”、“滋味”等美学思想。[12]俳句与禅形成紧密关系的主要维系物是中国文学。[13]

在俳句发展史上，芭蕉出现以前两百年，有诸多流派，但影响最大的应数“蕉风”。松尾芭蕉一生远离尘世，融于大自然之中，云游漂泊的经历，使芭蕉更深地体会人生的无常、人世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大大丰富了他的内心体验，开阔了视野。同时芭蕉广泛接触唐宋诗讲本和禅僧语录，他使俳句从过去所谓放逸、机智、谐谑的游戏文风中解脱出来，以简洁明快的笔触赞美山川自然，透射出作者匠心独运的清新愉悦的情趣，“幽雅”深远的诗风。俳句以直觉审美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以感知为主，综合多种心理因素，作品内容多富于外化，因而多以言外象胜、以言外意胜，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

1、自然空灵

日本原始神道思想中，就蕴含“顺乎自然”的精神。[14]禅宗提倡离世反俗，皈依自然，将人生、自然一体化，与日本的艺术精神相似，采取了感觉上对自然的亲近态度。在佛学圣人眼中，山河大地、黄花翠竹、蕉叶雨吟皆是自性的显现，山山水水悉是真如。“真如即佛性，佛性即万物。”[15]主张只要以一颗纯明无染的素心去对应，便会沐浴在自然物象静谧而明洁的光辉中，从而在山水风月中感受到永恒绝对的自性，并获得圆满自足。

日本文化推崇禅宗“山水真如”的境界，这主要是日本人爱好自然的天性决定的。日本是个多岛国家，自然环境美丽多姿。日本人对自然的感情特别丰富，加之气候和气象的多变，使他们感受敏锐，并显示出绚丽的艺术色彩。

铃木大拙曾分析芭蕉的俳句：“当我细细看，啊，一颗荠花开在篱墙边。”他指出，“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在诗里边描绘着，而没有带着任何特别的诗情”，“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灵诗意的、或神秘的、或宗教性的张开，他就像芭蕉一样，觉得在每一片野草的叶子上都有着一种真正超乎所有贪欲的、卑下的人类情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将人提升到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的光华犹如净界然。”[16]芭蕉在微小的事物中发现了伟大，在每一片花瓣上都看到了生命和最深的神秘，富有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