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郑宗荣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第21卷——No.2. 2005 Vol.21.收稿日期：2004-11-28作者简介：郑宗荣（1975-），女，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讲师。

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句的影响郑宗荣（重庆三峡学院学报，重庆万州 404000）摘 要：禅宗思想与诗歌一直有着很深的因缘关系。

禅宗思想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俳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俳句蕴涵着自然空灵、清幽闲寂、凝炼含蓄的禅宗思想。

关键词：禅宗；日本文学；俳句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05)02-0027-04一、禅宗思想与诗禅学是印度佛教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产物。

印度禅讲无我无心，以形式上的坐禅为主，行数息观，静心息念。

所谓“禅”，是梵文“禅那”（Dhy āna ）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思维修”，是一种旨在修定的方法。

定，是“心一境性”或“专一所缘”，意思是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对象使心宁静，不受干扰。

[1]随着禅的发展，人们声称禅的目的是传达佛陀自身的根本精神，从而清除了堆积在禅的建设者的教义周围的一切表层的见解。

所谓“表层的见解”，可以说是以民族心理的特殊性为基础的那些东西以及仪式、教典等等。

禅要直接见到佛陀的精神。

构成佛教的真髓的东西是般若（大智）和大悲。

依靠般若，人可以超越现象的表现，见到事物的实在。

若得到般若，我们能洞察生与世界的根本意义，而不单单为个人的利益和苦痛而思考、烦恼。

若得到般若，大悲会自在地发挥作用，它将使“爱”不受利己主义的妨碍，恩泽万物。

[2]惠能开创的禅宗，脱离了印度禅学无穷无尽的有关本体的逻辑推论，以及厌世的生活态度和苦坐的禅定方式，变为真正中国式的禅宗了。

禅宗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来自六祖慧能“顿悟”的主张。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3]在惠能眼里，外部世界不过是本心的产物，理解与认识全靠个人的慧根，只要直指本心，便能顿悟成佛。

禅宗的这种认知哲学，与诗歌美的内蕴有着不可言喻的相似之处。

在禅的影响下，文人的审美情趣首先发生了变化，向着静、幽、淡、雅，向着适意澹泊，向着物我两忘的境界发展，雪景寒林、寒江独钓、幽涧寒松，不但是写意画家喜爱的题材，也是诗人迷恋的意象。

比如王维的《辛夷坞》描述山间景象：“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生与死在诗人看来无非都归于空灵。

胡应麟说这首诗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4]在这样一种对人生的一切境遇不生忧乐心态的影响下，诗美最终趋于宁静、恬淡、超脱，自然的万物不过是诗人心灵的幻化，是他们传达个人感受、解脱自我精神枷锁的工具而已。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5]在禅的世界里，不仅山水田园诗歌吟唱着舒缓的歌谣，整个诗的文化也都充满了空灵的禅气。

自奈良时代(约710—784年)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

到镰仓时代(约1192—1333年)，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

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1141—1215年)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兴禅护国论》一书中。

其基本哲学思想和中国禅宗一样，是推崇“心”的作用。

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谓“最上乘”之“心”，即是“佛心、禅心”，是禅宗独传之“心”。

他认为禅宗是“诸教极理，佛法总府”，是释尊传授的真理。

但这种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他认为禅应超乎动静，应当“动静一如、动静双忘”。

并且他还强调“持戒”和“护国”，明确了日本禅宗的特色。

强调“持戒”，是为了与武士的修养结合，以取得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支持。

荣西的“禅”追求一切从心性出发，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求佛方式，以及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

临济禅吸收中国禅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

道元(1200—1253年)将曹洞宗传到日本，主张“只管打坐”的新禅风。

强调出家修行，认为在俗坐禅不彻底，主张不管饥寒冻馁甚至处于死的危地，也要坚持只管坐禅的“修证一如”之道。

他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

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是武士的精神支柱。

禅宗赢得上层武士的青睐之后，迅速向日本全土普及，文学也深受影响。

据日本学者统计数字表明，从13世纪末至1368年止，日本僧人到中国参禅学艺，将元代中国文化的各种学术精华携回日本，史籍有名者多达220多人。

[6]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

[7]二、禅宗对日本俳句的影响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能力。

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学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

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8]唐代兴起的佛教南禅，以“五家七宗”之盛成为当时佛教最显赫的宗派，声势波及宋代。

这时期，文人士子言谈咏诗都不离禅意禅趣。

[9]许多蕴含禅宗思想的作品以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对各种韵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0]南禅意识不仅从内容上影响了日本诗歌和文学的精神，而且促成了某些诗歌及其他艺术独特的形式。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最初是连歌的首句，也叫起句，发句，后独立出来即称俳句。

俳句由5、7、5共17个日语字音组成，俳句创作重意象、贵含蓄、言简意赅。

每首俳句必须有季题，即表现写作俳句季节的词语。

其美学功能在于尽情抒发作者瞬间的内心感受。

[11]日本俳句的兴旺正是由于南禅思想给予俳句作者以深切的启示。

日本俳句诗人都自觉接受中国诗论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韵味”、“滋味”等美学思想。

[12]俳句与禅形成紧密关系的主要维系物是中国文学。

[13]在俳句发展史上，芭蕉出现以前两百年，有诸多流派，但影响最大的应数“蕉风”。

松尾芭蕉一生远离尘世，融于大自然之中，云游漂泊的经历，使芭蕉更深地体会人生的无常、人世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大大丰富了他的内心体验，开阔了视野。

同时芭蕉广泛接触唐宋诗讲本和禅僧语录，他使俳句从过去所谓放逸、机智、谐谑的游戏文风中解脱出来，以简洁明快的笔触赞美山川自然，透射出作者匠心独运的清新愉悦的情趣，“幽雅”深远的诗风。

俳句以直觉审美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以感知为主，综合多种心理因素，作品内容多富于外化，因而多以言外象胜、以言外意胜，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

1、自然空灵日本原始神道思想中，就蕴含“顺乎自然”的精神。

[14]禅宗提倡离世反俗，皈依自然，将人生、自然一体化，与日本的艺术精神相似，采取了感觉上对自然的亲近态度。

在佛学圣人眼中，山河大地、黄花翠竹、蕉叶雨吟皆是自性的显现，山山水水悉是真如。

“真如即佛性，佛性即万物。

”[15]主张只要以一颗纯明无染的素心去对应，便会沐浴在自然物象静谧而明洁的光辉中，从而在山水风月中感受到永恒绝对的自性，并获得圆满自足。

日本文化推崇禅宗“山水真如”的境界，这主要是日本人爱好自然的天性决定的。

日本是个多岛国家，自然环境美丽多姿。

日本人对自然的感情特别丰富，加之气候和气象的多变，使他们感受敏锐，并显示出绚丽的艺术色彩。

铃木大拙曾分析芭蕉的俳句：“当我细细看，啊，一颗荠花开在篱墙边。

”他指出，“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在诗里边描绘着，而没有带着任何特别的诗情”，“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灵诗意的、或神秘的、或宗教性的张开，他就像芭蕉一样，觉得在每一片野草的叶子上都有着一种真正超乎所有贪欲的、卑下的人类情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将人提升到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的光华犹如净界然。

”[16]芭蕉在微小的事物中发现了伟大，在每一片花瓣上都看到了生命和最深的神秘，富有禅机。

芭蕉主张“遵从造化，回归自然。

”他曾一笠、一杖、一囊跋涉于自然，倡导以原始的方式回归自然。

“卧病天涯人事绝，梦魂长绕枯野旋”的绝笔名句，写出了在飘泊中获取不尽的诗意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孤独寂寞中，思索人生的真谛，同时在象征着人生旅程的前途未卜的漂泊中，又玩味着旅途的哀愁和人生的无奈。

芭蕉的俳句佳作“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抒写了闲寂旅人在百无聊赖时，蝉声入耳，宛如渗入岩石之中的禅境。

“蝉鸣入岩石”，将人、蝉、石融为一体，产生出神妙悠寂的审美空间，寂静山林中生命的跃动富有禅趣。

铃木大拙曾说：“逻辑深深渗透了人生，以至人们竟得出这样的结论，逻辑就是人生，逻辑之外没有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地图是按逻辑完成的，并且不可更改的，描绘好了的，我们只有顺从它，作为最后的思维准则，它是不可侵犯的……禅向这种混乱的堡垒发动攻击，它要说明，我们的生活是心理的、生理的，不仅仅是逻辑的。

”[17]俳句自然空灵的人生追求，正是禅宗所表达的物象飘逸空灵、心境淡泊悠闲的审美境界。

2、清幽闲寂“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质。

”[18]禅宗追求清净寂照，般若无知。

禅宗认为涅槃本身就是寂，即净与静，寂指对佛性的觉悟。

禅认为瞬息万变、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只是无常变化中的形象，只是幻象，而非实体存在。

禅所肯定的生命和生活本质是单纯的。

人们悟禅，就是要领悟禅的这种本性，它“在日本文化用语辞典中叫做闲寂。

它的真正意义是‘贫困’……之所以叫‘贫困’，是因为它不执著一切世俗的东西，诸如财富、权力、名誉等等。

”[19]芭蕉虽然一生远离尘世，但是他人生之初，曾几度欲跻身仕宦之途，均未能如愿以偿。

失意使他在心理上、人生观上与现实社会形成强烈的反差，由于厌倦了社会，才选择了隐居山川、到处漫游。

芭蕉的俳句多得于漫游之中，形成他清幽闲寂的创作风格。

叶渭渠先生说：“我之至爱者，他（芭蕉）的俳句是《古池》，随笔则是《奥州小道》。

芭蕉在旅次‘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通过自然观照，自觉四季自然之无常流转，‘山川草木悉无常’，进而感受到‘诸行无常’。

因此他竭力摆脱身边一切物质的诱惑，‘以脑中无一物为贵’，‘以旅为道’，以及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修练场’，培植‘不易流行’的文艺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

”[20]芭蕉的“闲寂艺术论”，源自佛、道、儒三教构成的哲学思想主体和美学思想底蕴。

主张以细微的心灵感觉和细腻的表现来显示主体宁静的心绪和对客体的审美观照。

读芭蕉诗即如读芭蕉其人。

“秋风撕卷芭蕉树，夜闻屋漏雨打盆。

”秋夜狂风夹着雨摇曳着院中的芭蕉树，树叶沙沙响，雨渗进了诗人隐居的草庵，滴打在接雨的木盆上，滴哒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