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第32期：“公车上书”真相

转型中国第32期：“公车上书”真相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

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

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

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了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

康所谓的飞言恐吓，简直不知所云。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的对举子们实施了威胁恐吓，但他能吓住举子们吗？根本不可能！因为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都正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

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具有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譬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但四月十五日，王却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何曾对他的仕途有过影响？由此可见，康对当时的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

是失真的。

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康在《我史》中自承：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据康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了大批朝中官员，最终才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

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蹊跷的是，对自己当年如何具体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全然没有说明。

没有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都是夸大的。

康有为在当时，根本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资格。

这一点通过对比很容易看出来。

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80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第5位，虽然康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

与此同时，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289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排在第284位，康有

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广东是康有为的根据地，但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能获得80人签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

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1895年各省举人都在搞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联名上书。

可以认为：如果康有为真的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的是由他鼓动并且联络朝中官员们一起鼓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在各省自行联名上书的举子们，肯定也很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那场在松筠庵内流产的上书。

康曾经说：湖南举人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却只有湖南举人4人而已——而在没有康有为的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参与上书。

这样的数据对比，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康门下弟子1895年夏天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哀时老人未还氏（很可能是梁启超，因梁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

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领导者，止于陈述梁启超与湖南举子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

这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

因为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

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歪曲事实。

多年之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

康党1895年在上海策划出版的《

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点击可看全图）。

康党对此书做了大力宣传，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在《申报》登了7次广告，尤其着重宣传康有为那份未曾呈递的《万言书》。

但效果似乎不佳，不到50天，《申报》就登出了此书大减价的广告。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康有为当日号召力其实很有限。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

康有为大概是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靠宣传上位的政客。

其文章最善作伪，既润色过自己与帝师翁同龢之间的和谐交往，也大幅篡改过自己在戊戌年的奏本原稿。

这张照片同样也是伪作，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出来的。

在报纸上刊发之后，为康赢得了不少的政治资本——但其漏洞也是明显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皇帝谋面。

曾担任四川提督的宋庆（点击可看大图）。

宋庆是1895年上书赞同和议的极少数人（茅海建教授所见，是唯一一个）。

宋庆作为甲午前敌主将之一，经历多次败仗，很了解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对战争的前景并不看好。

但其上书中，却将话说得非常委婉，虽赞同议和，却没有一句直言同意签约。

这种语言艺术，恰恰说明了当时的舆论环境主战派呈现出一边倒的形势。

康有为所描述的反对派乃子虚乌有。

松筠庵（点击可看全图）。

康有为在此召集组织了自己领导的那场流产了的公车上书。

康党内部对松筠庵聚会举人的人数没有共识，有1200人、3000人、1300人、数千人等多种说法。

公车上书但据姜鸣先生实地考证，松筠庵面积狭小，根本无法一次性容纳1200余人的大聚会。

要承认1200人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只能有一种解释：举人们是陆续来松筠庵签名的，但这也就等于否定了正式的松筠庵集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