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颂：生死交响
屈原颂：生死交响屈原颂：生死交响你是谁
仰望苍穹的目光为何那样孤独
可以去国高就又为何选择故土流浪
衣袂飘飘秋兰为佩
又为何形容枯槁江畔彷徨
是因为“天问”没有答案
还是因为你的九歌没有回响
是因为被束之高阁的美政
还是因为蒙尘受辱的理想
人们都说千古艰难唯一死
都不知道活着也是需要理由的
面对生死
你不想选择
却别无选择
你认真思考
却无从思考
你想回避
却无法回避
于是你选择了超越持剑问天
人为何而生
天亦无语
唯见星汉灿烂
俯首问地
人为何而死
地也无言
只有长河浩荡
你眼观世情
却心在九天
你本是名相
却化身诗魂
你渴望飞翔
却死于大江
你纵身一跳
却拥抱了永恒
你说生命的高贵需要用死亡来支撑但谁又能说死亡不是另一种飞翔
生与死互为起点
又互为终点
生与死互相回避
又互相印证
对历史长河来说
人的生死不过一呼一吸
但是你用生命拥抱死亡
用死亡礼赞生命
生活的无常无法征服你的高贵
死亡的残酷无法征服你的伟大
你用诗歌鞭挞世间的污浊
命运的无常告诉后人什么是高贵的精神和纯净的思想你不是走向死亡
而是走向永生
你的灵魂摆脱了漫长的黑夜
去找寻光明的天国
你的笔墨化作山川大地的嗓子
为沉默的人们歌唱
你的死是生命最绚烂的怒放
你的谢幕使你的声音成为
那个时代以及此后千百个时代最明亮的乐章你走了
但山峦还在
河流还在
诗歌还在
这片大地的信念、勇气尊严还在
你一定不会相信
那些踏破郢都一统六国的秦军铁骑的后人们此刻就站在江畔祭奠你的灵魂
和楚人一样岁岁竞渡
与九州一起年年粽香
转眼两千载风云散去
王朝的兴衰胜败被你超越成
一抹流云
一声风吟
秦时明月不复见
楚韵离骚犹在耳
可是到那里去寻找你的申椒兰桂呀到何处去采撷你的蕙草兰芷
世人已不知道你的韶乐怎样舞起你的九歌如何唱响
归去来兮
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花开花落呀
归去来兮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
归去来兮
舒展你诗意的翅膀带领飞翔吧
飞过汨罗
飞过橘林
飞过楚天万里清秋
飞过文脉千载兴衰
飞翔在中华民族的心灵苍穹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张 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 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 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导读：本文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仅供参考，如果能帮助到您，欢迎点评和分享。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
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从 报任安书 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
生与死的抉择(屈原与司马迁)
生与死的抉择 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注定了要面对死亡，但，每个人的死亡方式都不同。有的人选择自杀，比如屈原，有的人选择坚强的活着，比如司马迁。人在一念之间会决定很多事，有时，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完全不同。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继续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他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佩，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这是他的选择。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一阵阵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他身上。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无所作为，即使他肢体健全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所以，他选择继续勇敢坚强的活下去。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
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向汉武帝证明了他的勇气与坚毅。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下去。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际上也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比较。 司马迁和屈原，一个忍辱苟活，写下千秋巨著，一个愤然投江，系个人生死于国运兴衰。事实上，他们都胜利了，屈原的死成就了《离骚》，司马迁用活谱写《史记》。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生与死的抉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过死，只是没有人去做而
灵魂的拷问 生命的思考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和精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
屈原与司马迁
屈原与司马迁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讨论的问题。当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时，两位中国历史上成绩同样斐然的文学家——屈原和司马迁，却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公元前的一个早上，汹涌澎湃的碰落江边，江声浩荡若雷霆，浪花拍浪花奔涌向前，就像此刻静静伫立在江边的屈原脑中的奔腾思绪。他正在回忆，出国过去强盛的日子。记忆化作泪滴落入无尽江水之中。在泪眼朦胧与江声中，他又仿佛看见昔日大臣进谏的朝堂上如今酒池肉林、歌舞升平，而边境烽烟四起，秦国骠骑早已跨进楚国国境。楚国国内，廉洁之人恭谨行事明哲保身，小人流氓却飞扬跋扈。江边黄鸟清越的叫声刺耳，江声却盖不住啼鸣。一会儿，随着“噗通”一声响起，黄鸟之声戛然而止，他缓缓沉入了江底，楚国的命运注定也将一沉到底。 多年后的另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司马迁的屋子里却早已闪起了暖黄的灯光。顾念着人生的莫大耻辱，一串冷汗便从背脊上流过，塌湿了他的青衣，但他不曾一刻放缓手中的笔，跳动的烛光照亮了他，他在暗黄、寂静的早晨里记录下他对人生最深刻的思考。他每日活着，都是痛苦的残喘，但他要完成他的使命，那个超越生命价值的理想。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死了，一个活着，而人却像刀的两面，一个锋芒毕露，一个坚韧厚重，而人的生死态度即便差异如此鲜明，但还是有共同点的。
他们都为了各自的理想存活。屈原一生的志愿，就是辅佐楚王，重振楚国社稷，带领楚国称霸天下。司马迁在遭奇耻大辱之前不甘死而无闻，在历史中灰飞烟灭，所以他选择忍辱负重，直至写成《史记》。 二人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宏伟的志愿，但他们的生死观却相差甚远，我认为，关键在于而这对理想实现与现实差距的评价。 屈原投江之时，楚国朝廷已被小人占领，君王昏庸，国家江河日下，内忧外患令楚国像四处漏水的大船，陷落仅是时间的问题。此时的屈原，早已看不到楚国复兴丁点的希望了，他的理想有违楚国既得利益集团，投江是他在绝望的现实中对理想最后的追求。司马迁则不同，他只是汉朝官吏，无关于朝政，他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著书是他的主业，中途却因言获罪，万幸，司马迁还有书写的权利，文章被流传，纵使“万被戮”也无悔。只要能写书，他便能活下去。假使汉武帝令司马迁无权再动笔墨，他还活得下去吗？二者理想成真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死也罢，不死也罢，他们都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两种不同的生死观中蕴含着相同的对志向的坚韧、顽强坚持的精神，将照亮中华民族不止前进。
谈谈我的生死观
谈谈我的生死观 汉语言文学2班王琼 10205104 摘要：生与死都是既成定数的，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被改变；既然我们无法左右我们的生死，那何不淡然看待生死，每天充满激情去生活，让生命的每一天都绽放光彩；只有活的充实、活的洒脱、活的没有遗憾，即使有一天我们生命将逝，回忆起过往也会感到无所憾矣 关键字：生死观；人生观；看法；态度；价值 生死观，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客观的话题，人有生，便有死，生生死死，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谁也不能例外。生与死，如同四季变化、日夜更迭，无法更改。尽管人们有意避开它，却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它，讨论它。 人们对于生与死的看法和态度各有不同，不同的人生观，对生与死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死观。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对生死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孔子谓“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庄子认为生是偶然，而死是必然，不必过于悲哀... 其实，对于这个话题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自从人刚一出生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死亡的倒计时，少数人幸运的活到百年之后，很多人活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之后，少数人活到中年便撒手人寰，更有甚者还没开始享受生命就已经夭折了......不论人的生命能持续多久，这都不是人类自己可以决定的，到了生命枯竭的时候，任何人都无能无力去挽留，而且，死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车祸，意外，疾病等等都会随时导致人的死亡。既然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死，那又何必去在乎它呢，用心度过生命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过的很充实、很丰富，不要到生命将逝的时候才开始缅怀那些被浪费掉的光阴。死是早晚的事情，而生却是不同的。这是生命赋予我们神圣的责任，辜负了便是自己的错。如果为了死把生的时光荒废了，那生便失去了意义。所以说，人不应该为死而操劳，应多为生而奋斗。 生，不是为活着而活着。要活就要活出个样子，要活就要活的有价值。要积
生与死的选择——论屈原和司马迁的人生选择
生与死的选择 ——论屈原和司马迁的人生选择“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是一生颠沛流离，却忠心爱国，依然赴死的屈原。 “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遭遇了种种不幸，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司马迁。 就个人命运而言，屈原和司马迁有相似之处，两者都“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但就生与死的选择而言，则不能做简单比较，而断定谁的选择更有意义、有价值，硬要分出个高下来。他们对于生和死的选择不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不同，个人的定位追求不同。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我认为这值得商榷，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如果屈原仅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使”国破山河在”，亦未必一定要以死明志。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作为三闾大夫的屈原必须沉江，这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而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屈原所选择的是用死亡与世界的荒谬做决裂。这种选择建立在对现实环境无法改变的绝望上, 楚国已灭，他毕生所热爱的人民，所坚持的改革已经在战火的碾压之下烟消云散了。正如他所言的:“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社会已经不是他所期望的样子，哪里还有他容身之地呢？于是他以放弃生命求得自己心灵的安宁。他的这种选择是理性的，也是平静的。他死后在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反响也印证了他死的力量是何等的动人心魄。 而司马迁选择了用生对现实的不合理做出了控诉。如果说屈原面对死亡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那么在遭受极刑的情况下还是坚持活下去便是另一种永不屈服的勇气。司马迁未尝没有想到过死，但是他对死亡的认识与屈原不同，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在衡量了死与生孰重孰轻之后所作的决定，既然死不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还不如用生命来与它作场较量。于是他选择了隐忍苟活以著史，以历史来匡扶正义、鞭挞黑暗。这是何等的豪迈与崇高的选择啊！他把对于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史学家了。而作为一个史学家的使命与信念激励着他活下去。事实也证明，司马迁的选择产生了巨大意义，一部《史记》让他的生命真的获得了“重于泰山”的不朽和光辉。 屈原与司马迁对于自己的定位，一个是改革失败的政治家，一个是从历史中寻求正义的史学家。所以，屈原选择赴死，以死明志，义无反顾，留下万古悲风；司马迁选择偷生，忍辱发愤，著成《史记》，终成千古绝唱。这两位伟大的先贤为了民族的兴盛而做出的的崇高选择，又怎有高下之分？
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
010813341 张蕾 从《史记》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 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高贵、低贱、正直、邪恶、伟大、平庸……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们用毕生的实践所探讨的问题。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作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而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英雄。从《史记》中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分析，我们可以探寻到太史公超然的生死观，从而鞭策仍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人们…… 古往今来，追问生死是几乎每一个圣贤哲人不断探索和不懈追寻的主题。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庄子说：“死生亦大矣。”屈原亦云：“亦余心之所惩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史记》自然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司马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震惊烁今，洞彻生死的精辟警句。司马迁写下这句为无数后人所奉行，彪炳千古，震响史册的警句时，他已因“李陵之祸”而被施以宫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即将行刑。由此可见，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见的譬喻，是司马迁从自己独特悲惨的命运中感悟得出的。 对于生死，司马迁看重的是生的价值，死的意义。倘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死亦有何惧！司马迁认为举事成名，为国而死是值得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司马迁憎恶暴政，同情被压迫人民，希望人们能够顽强抵抗。所以司马迁对陈胜和吴广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天下唱”，更是将陈胜的地位同“汤武”，“孔子”等“圣武”，“圣人”相提并论。可见司马迁对为反抗暴政举事而死的赞赏态度。在大义面前，为义捐躯，舍生忘死。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不畏强暴，敢于主持正义，舍身取义的英雄敬仰之至。《荆轲列传》里的荆轲为助弱小的燕国免遭亡国之祸而只身去刺杀强暴的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赵世家》中公孙杵臼和程婴主持正义，誓死救孤存赵，伸张大义。此外，司马迁十分敬佩那些出淤泥而不染，宁死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之士。伯夷叔齐坚持大义，“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司马迁为其立传颂扬，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在司马迁看来，死应该重于泰山，应当和值得为其死的，就要“不自重其死”，勇于献身，以死明鉴。这是司马迁生死观中对于死的认识。 司马迁赞扬志大功高者，也欣赏隐忍就功名的志士，并尽力歌颂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业。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强调：“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如果现在死了没什么价值，则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以求日后做出更大的功业。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季布为人奴而不死、伍子胥乞食江上，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亦总结道：“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也。”这些都是忍辱发愤的著名例子。司马迁自身在这方面也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屈辱受宫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为的正是著书立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绝不是提倡怯辱苟活，而是考虑让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发挥出它的更大能量，创造出更大的人生价值。 总之，我认为有意义的生，有价值的死正是司马迁生死观的基本内涵。这是一种非常进步的生死观。
屈原的死与司马迁的生
屈原的死与司马迁的生 读司马迁的《史记》，感触最深的是《屈原贾生列传》。每读此章，都会遗情想像其中有关联的两位伟大人物———屈原和司马迁。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面对生死，但漫漫历史长河，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如此强烈的碰撞与交会，依然称得震撼心灵，激荡千古！ 屈原生活在金戈铁马的战国末期，天下大势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凭“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杰出才能，屈原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只比令尹低一级，相当于副总理兼外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应该说，能在这样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也算是少年得志了。可惜，屈原毕竟只是个“业务型人才”，感情过于激烈袒露、品格又出奇的正直,既不善和“一把手”搞好关系，也不喜与同僚拉拉扯扯，这样，在他人谗言之下，逐渐为楚王疏远。公元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秦的怀抱。屈原反对，结果被楚王逐出郢都。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郢都。这一切让屈原绝望和悲愤：时代悲剧与个人性格因素交织，结局也就注定了。最终，他来到汨罗江边，抱石自沉。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 有许多人为屈原的死叫屈。的确，以屈原的卓越才能和赫赫名气，跑到其他诸侯小国，当个部级干部应该问题不大。不愿从政，凭他吟诗作赋的高超和写材料的拿手戏，去哪个王公贵族府里当个师爷绝对绰绰有余。就算傍个“大款”，以他在政府里长期任职形成的丰富人脉，不说赚个盆满钵满，至少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滋润。连司马迁都感叹：“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但屈原就是屈原，屈原不得不死。这如同谭嗣同，一旦认定“中国变法当从流血始”，便义无返顾“我以我血荐轩辕”。又如同文天祥，身在敌营也必“不指南方誓不休”，最后“留取丹心照汗青”。虽然谭嗣同可以选择逃亡，文天祥也可选择高官厚禄，但他们就是不得不死。这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气节！在许多时候，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屈原在长期的流放跋涉中，饱经精神和生活上的摧残与痛苦，眼看国家破亡，忧心如焚，以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人格上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注定了他必然选择殉国殉道。自沉前，一位渔父劝导他：“世人都混浊，怎么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都醉，怎么不食其酒滓而喝其薄酒？何苦要坚持德操而让自己如此呢？”屈原的回答振聋发聩：“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自己干净的身躯，怎能让外物弄脏？我宁肯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决不让自己的洁白蒙上世俗的灰尘！” 屈原用“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精神的丰碑。作为千古一人，其巍巍人格，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尤其当民族处于危难时，这种感召尤为卓著。死，使屈原的生命得以无限延续。 司马迁生之悲壮，就如同屈原的死。一部《史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司马迁受的宫刑也叫下蚕室。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但是他不能够选择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可以想像，一定有一个声音从历史的深处响起：不能让《史记》半途而废！司马迁不得不生！他想到了周文王、孔子、孙膑这些先贤，这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成就不世伟业的先贤；他更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把《史记》写完，这可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就这样死去，将何以面对九泉下的先人？而作为一名史官，没有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文字，又如何向历史交代？于是他自请宫刑以免死。被废了“武功”，决不止于生理的痛楚，也决不在于老婆会和他划清界限或者以此为由找他闹离婚，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被人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是“无行之人”。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断乎再无颜面立于世间。 按常理，司马迁死一百次都可以理解，但他没有。司马迁也是平常人，出狱后和屈原沉江前一般，须发脱落、形容枯槁、精神恍惚。《报任安书》里说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且“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想见他身心的痛楚。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就清醒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为《史记》活着，为《史记》而奋斗！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成就伟业，书写了人生最华美的篇章。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生”！ 在此，不妨提提与屈原同传的贾谊。少年得志而又怀才不遇的贾谊却完全不该死的，即便受贬谪，为何不能像苏东坡、柳宗元他们那样襟怀豁达，或造福一方百姓，或创作传世名篇，奈何如此不珍爱生命，年仅三十三岁便“哭逝”于长沙!这真有点像现在那些一旦失恋或者考试没考好便跳楼轻生的学生伢崽，徒让人感慨唏嘘。难怪苏东坡这样评价：“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殊途同归，他们共同竖起最伟岸的标杆，耀亮中华民族的精神星空。其死其生，典范的意义无从超越。 屈原颁奖词 静静汩罗，守护着他的灵魂；皇皇离骚，诉说着他的忠贞。在那个视人民为草芥的动荡年代，他用自己的血泪诠释了什么是心存百姓；在那个朝秦暮楚的战乱时期，他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什么是忠心耿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的心，与日月同辉。 在屈原精神的烛照下，涌现了司马迁、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一大批爱国志士。从此，一种永世不曾泯灭的信念——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深深地注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
由《报任安书》解读司马迁的生死观
由《报任安书》解读司马迁的生死观 渭水秋风的博客 /s/profile_2363136512.html 摘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衡量生死的标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的生死取向，一是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勇于牺牲一死；二是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避免无谓牺牲这两方面分析探讨了这一生死观的积极性及鞭策意义。 关键词：《报任安书》司马迁生死观 Abstract:Sima Qian in "A Letter" proposed a "human natural death, or weightier than Mount Tai or lighter than a feather, have used the divergence," the measure of standard of life and death. Sima Qian in "Historical Records" shown by the life and death approach, one important Shashenchengren, sacrifice meaning of the spirit, the courage to sacrifice one death; second, abandoned small justice, snow big shame, Tolerance to fame, to avoid the unnecessary expense of both analysis of this a life and death, and spur the enthusiasm of significance. Keywords: Letter to Ren," Life and Death Sima Qian 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面对生与死，应该怎样抉择呢？儒家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家说逍遥游方能与天地共存；佛家说生死轮回。而人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立德，立言，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的难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以自身的行动来证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衡量生死的标准。生则生有所值；死则死得其所。为了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司马迁超越了生死，更显出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一直言触虎须遭遇李陵祸 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