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读后感

人类天然的种族共性：矛盾的综合体

--读《菊花与刀》有感菊花与刀是日本皇室与武士道德的象征。在本文中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花与刀”这两种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形式表现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认识日本和日本人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卡斯特等级制度，宣扬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时也是日本从没发生过的改朝换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综合的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欧美“罪感文化”及东方中国儒家“仁道”文化相对比，把日本文化总结为一中独特的“耻感文化”。罪恶感文化是靠内心服罪来行善的，而耻辱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行善的。不同与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这是给道德低的人设置的标准。对于日本人来说，“耻感”是高于一切的，他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义务认同。由此产生了义务和义理的差别。在日本，义务是无限的，包含了忠孝两个方面的责任，即忠于天皇和对血缘家族的责任。天皇和父

母的恩情是永远都还不完的。在日本有一个总所周知的谜语：“想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犹如一个想在头上长出头发的和尚。这是为什么？”回答是：“无论多么想干也办不到。”然而义理则不然，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对姻亲家庭的责任。这些只是作为义理，不像义务那样责任重大，但人们也不愿背上违背义理的骂名，这是一种耻辱。

读过《菊花与刀》一文后，我对日本文化及日本人愈加感到震惊，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日本文化让他自足、尊大、偏执、狂妄；另一方面日本岛国的限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这又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种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无疑，日本文化及日本人内在的矛盾，具有人类特有的矛盾共性，更是将人性的矛盾展现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