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我国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怎样看待我国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

（2007 年7 月20 日上午于湖南宾馆）

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社会分层。其实，近些年来，国内的很多社会学家都在思考，究竟应该这样看待我国社会分层的这些新变化。近些年来，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来分析这些新变化，提出过一些观点，包括认为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比较高、阶级结构定型化、社会利益碎片化等等。

今天我想谈论的一个问题是，探索一下影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因素，什么因素在我们国家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上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会，这样，政府的政策对于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其实，在按照常规运作的、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政策是不太容易改变结构的，因为，稳定的制度也是长期奉行某

种政策结果，而制度一旦稳定下来，要想改变它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建国58 年来，我们始终是处于革命、改革与实验之中，制度或体制均发生重大变迁，所以，制度并不稳定，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所谓改革，就是不断地用政策修正制度或体制。

所以，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策可以改变结构。先看看，改革以前政策改变分层结构的情况。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根本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1966 年到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策改变社会结构的一个案例。在当时极左的政策引导下，大部分的党政当权者都被打倒了，这当然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不仅政治结构变化巨大，而且经济分层也发生重大变化。我曾经做过一个家庭经济史研究的数据，通过分析发现，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期间，财富和收入明显地向社会的下层转移。无论是测算基尼系数还是分析财产收入分布，数据证明，文化大革命期间是58年来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财富、收入的均等化程度达到了最高的时期。

所以，我历来认为，不能笼统地提缩小贫富差别，财富和收入的均等化也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贫富差距越小越好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贫富差距最小，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最高。如果采用五等分法测量的话（即将全部人口按照收入高低平均分为五份，每一份是20%的人口，这样就分为：最高的、次高的、中间的、次低的和最低收入的五组），数据测量证明，1949 年以后到文革以前这段时间，最低收

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一般为6-7%，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为9-10%。可见文革时期的政策真的可改变了收入、财富的分布。当然，所有理智的人都认为，用这样的手段来缩小收入差别不是好的事情，甚至是一场灾难。

既然在中国的场景下，政策可以改变社会分层结构，那么，当我们制订政策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这样的政策变量对于社会影响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该政策所造成的资源和财富在居民中分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更进一步说，我们的目标是想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结构，在目标明确以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政策变量去影响分层结构的形成？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当时的目标是比较强调均等化的，比如土地的平分。1956年城市房屋体制改革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住房均等化。直到1956 年当时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自己占有住房的比例还是很高的，据统计北京为53.8%，上海66%，南京61%，济南78%，苏州86%。按照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除自住房屋以外，其他房屋一律交由国家管理，后来就变为公房了，政府将这些房屋非常廉价地租给城市里没有房屋的家庭，该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城市房屋居住上大大地实现了均等化。如果将这个政策与今天的政策比，那是大相径庭的。根据最近的调查，我国城市年收入超过11万元的高收入群体中，目前超过40%的人拥有两套

以上住房，其中22%的人未来一年内还打算买房。设想，如果按照1956 年的房改政策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另一套房子就要交由国家管理了。当然，今天的政策取向与1956 年的完全不同了，所以，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人也就不必担心了，特别是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大家就更可以放心了。在城市住房这个问题上，《物权法》的取向不是简单的均等化，它从法律的角度固化了有房产的人的所有权利益。法律是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物权法》会比较持续地、长久地塑造新的社会分层

结构。比如，仅从房产这一点看，有钱人可以合法地拥有很多房屋。如果房价又处在暴涨时期，那么，拥有房屋的人的财产就会加速扩张，而没有房子的人与这些人的财产差距就会急速加大。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比如，韩国就有这样的倾向。汉城（首尔）人告诉我们，汉城由于一些年来房价暴涨，结果汉城就形成了两个阶级，有房子的阶级和没房子的阶级，有房子的阶级都是富人，没房子的阶级都是穷人。

于是，人们就会提出疑问说，这合理吗？是的，我们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平正义呢？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理论上有很大的变化。1979年的改革以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念是认为财产、财富、收入的“均等化”是合理的、是公平正义的。1978 年邓小平提了一个

重要的口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就树立了一种新的公平正义概念，即公平正义不等于均等化，有贫富的差异，仍然可以是公平正义的。从1979 年以来，改革持续28 年了。改革就是对于政策、法规、体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最终体现为人们利益关系的变

化，用分层的理论说，最终表现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

下面，我就具体分析一下，政策调整的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1992 年小平南巡以后，政策调整是怎样影响分层的，第二个是2002 年中央的16 大以后，政策是怎样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1992年以后，中央在政策上作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仅就国有企业的改革看，出台是政策就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到九十年代后期，在新的政策的引导下，城市里面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这样重大的改革，当然会改变资源在人群中的配置，从而影响社会分层结构。1 6大以后，新的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大的政策、理念上提出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中央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当然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并最终改变结构。

在进一步分析政策变量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对于结构发生影响的这两个时期之前，先让我们看看，我国社会学界是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的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