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要精于对仗

律诗要精于对仗

陈中寅

律诗中二联对仗必须工稳，这是唐代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律诗作者只有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才能创作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未来的崭新篇章。为此，律诗作者必须精于对仗，坚持“三审四避”。“三审”是，审音：字声是否平仄相对；审词：词性和词类是否同性相对，是否门类相对；审句：句型是否构句一致。“四避”是：避“合掌”；避“正对”；避“同字对”；避“四言一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律诗精品来。

一、精于对仗，先得看重实字对（此处的“实字”依旧说，指意义比较实的名词），在名词的门类上分清高下，力避“合掌”等毛病。

旧时的《词林典腋》一书把名词划分为天文、地理、人物、飞禽、走兽、昆虫等三十个门类。根据名词的这种分类，同一门类的事物相对被认为“最工”，相邻或并列门类的事物相对只能算“工整”。试举近代小说《镜花缘》涉及的有关对仗加以说明。该书提到“云中雁”索对，有人对以“水上鸥”，有人对以“水底鱼”。还有人对以“鸟枪打”，惹得众人发笑。依过去的标准看，“鸥”对“雁”是同一门类的事物相对仗，最工；“鱼”对“雁”是相邻门类的事物相对仗，只能算工整。因此，“水上鸥”对“云中雁”比“水底鱼”对“云中雁”要工整一些。但依今天的看法，两者都很工整。况且，同一门类的事物相对，极有可能造成两个意义相近的名词互为对仗，从

而易犯“合掌”的毛病（此系狭义的“合掌”，广义的“合掌”是指出句和对句基本同义或完全同义）。人们熟知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便是如此，联中“豪杰”与“英雄”同属人物门类，两者相对似乎“最工”，但细加考察，两者皆指才能勇武过人者（今有词“英豪”和“英杰”），这就犯了“合掌”的毛病。又如：“狂澜滚滚侵江岸，猛浪滔滔撼海峤”。“浪”与“澜”皆属地理门类，但两者同义反复，亦属“合掌”。合掌乃诗家大忌，必须避免。有鉴于此，为了少犯合掌的毛病，今天不宜力倡同一门类的事物相对仗，而应提倡相邻门类或并列门类的事物相对仗。

至于类概念的事物与种概念的事物相对仗则被视为“不工”。“类概念”指包含小概念的大概念，“种概念”指被大概念包含着的小概念。例如，常见对仗联“华夏风光好，衡州气象新”之类，“华夏”与“衡州”虽同属地理门类，但“华夏”是大概念，“衡州”是小概念，“华夏”涵盖“衡州”。用“圆环理论”形象说明便是：“衡州”好比小圆环，“华夏”好比大圆环，大圆环套着小圆环，故对仗不工。

二、精于对仗，还须在避免“正对”和“四言一法”上做文章。

先说避免“正对”。从虚字（此处的“虚字”也依旧说，指除意义比较实的名词以外的动词、形容词、副词、方位词等）的对仗来看，古人虽未对虚字详细分类，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标准，即：“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文心雕龙·丽辞》）。就是说，虚字的对仗应该求其异而避其同，求其远而避其近，最好是反义相对，动静相对，

高下相对。例如，“江流（流，波也）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中”对“外”正好相反。“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李隆基《幸蜀回至剑门》）：“开”与“合”正好相反。“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涌”对“垂”，动静相对。以上是“反对为优”的显例。若谈“正对律诗要精于对仗陈中寅诗词技巧诗词技巧!" 为劣”，古代的例子如，“流星透疏水，走月送浮云”（贾岛）：“走”与“流”是近义词，属“正对”。“汲水疑山动，扬帆觉岸行”（曹梦征）：“行”与“动”是近义词，亦属“正对”。而当代犯“正对”毛病的就更多了，如“萧萧鸣木叶，瑟瑟响银筝”：“响”与“鸣”是近义词。“两制齐歌颂，三通共索求”：“共”与“齐”也是近义词。“分治九州同愤慨，领航双制共歌讴”：“共”与“同”则为同义词。这些“正对”实际上都可以修改。如，“响”可改为“弄”，“齐”可改为“惟”，“共歌讴”可改为“但歌讴”或“倍歌讴”。

再说避免“四言一法”。古今某些诗人写的律诗，中二联四个句子采用了同一句法，严重雷同。明朝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把这种毛病称为“四言一法”。它一方面使中二联对仗变得板滞，缺乏变化，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律诗起承转合的章法，使颈联无法“高扬峻拔”，从而大大降低了艺术效果。例如唐代司空曙《贼平后送友北归》：“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两联四个句子皆为偏正名词 ! 动词 ! 偏正名词组成的二一二句式，缺少变化，故而犯了“四言一法”的毛病。再举当代犯此病的两个例子。一是《泛

沅湘怀屈原》：“当年流放地，纵目际无垠。磊石犹怀楚，罗江不向秦。悲歌难醒世，芳草自争春。风雨沅湘路，依稀见逐臣。”二是《游江永雄山寺故墟》：“百丈山梯直到天，几家白屋袅炊烟。澄潭一碧疑沉玉，古柏无声欲入禅。木叶翻风如舞蝶，泉流漱石似鸣弦。低徊不尽沧桑感，几点归鸦落照边。”就整体构思、命意而言，两首诗都写得不错，颇见气韵。遗憾的是都犯了“四言一法”。其实，避免“四言一法”的方法很简单，只须把颈联的起头变动一下，不使颔、颈两联“同头”就行了。如，前一首的颈联可改为：“歌悲难醒世，草茂自争春。”后一首的颈联似可改为：“叶落风中如舞蝶，泉流石上似鸣弦。

三、精于对仗，有必要在五、七言对句的字数上形成共识，廓清多年以来笼罩在“工对”上的迷雾。

王力先生曾在《诗词格律十讲》一书中谈到：“凡五字句有四个字对得工整，也就算得工对。”这话验之于古今都不错。我们看当代的例子：“天鼓挝南国，春旗荡邓林。”（王巨农《观北海九龙壁有作》）一般名词“邓”与方位名词“南”对仗未工，但其他四个字对得工整，这一联也就算得工对了。又如：“望穿南海水，搔落白头丝。 " （蒋薛《盼港回归》）颜色词“白”与方位词“南”对仗未工，但其他四个字对得工整，这一联也就称得上工对。正因为这样，王、蒋两位先生的作品都不影响在全国大赛中获奖。

如果说王力先生在五言对方面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他在七言对方面的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同书中，他说：“七字句有四、

五个字对得工整，也就算得工对。”这话有失偏颇。倘若今天再来坐视写作七言对时只对四个字，那就误事了。本文不打算探究当年王力先生说此话的时代背景，且看他书中接下去只举了唯一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王力先生认定：“不”对“无”被认为工整，只有“尽”（动词）与“边”（名词）没有对上。据此，这一联对仗七个字对上了六个字，比他在前边提出的观点要严谨得多，而他的观点明显地失之过宽。因此，七字句有六个字对得工整，才称得上工对。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对仗失之过宽而误导作者。由此说开去，七字句中只对上了五个字的，就只能视为宽对。至于只对上了四个字的那就更宽泛了，与本文精于对仗的意见相去甚远。

（原载国家级刊物《中华诗词》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