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一

这是《大学》首章前三节。其中最后一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应结合《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小子”章来研读。《论语·子张》篇记录孔门众弟子的言论，这时孔子已经逝世，弟子们之间的分歧已见端倪。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批评子夏传授弟子的内容“抑末也，本之则无”，认为“学”有本末，应该专注根本。子夏认为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故以“事有终始”来回应子游对其舍本逐末的批评，“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其中“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一句，非常深刻，应结合孟子对“金声玉振”的阐述来领会其义理。

《大学》作者曾子与子游、子夏均是孔子晚年所收弟子，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应是对子游、子夏

之言进行权衡折衷的意思。孔子反复强调“学”，“学”字为孔门第一义，到底应如何“学”，这正是曾子作《大学》所要阐明的问题。

二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子注解曰：“明德为本，新（亲）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朱子认为这是总结上文两节之意，其实该句主要功能不是承上，而是启下。下文以“欲…必先…”为格式展开的八条目，正是基于“知所先后”的原则而阐述大人之学的首末次第。

由于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具体落实，如朱子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亲）民之事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也有承接上文之意。但朱子说“明德为本，新（亲）民为末”，把本末绝对化且割裂为“二”。

阳明先生在《大学问》中说：“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

其实，物之“本末”与事之“终始”应结合起来理解。只有在大学之道的入手处，在所谓“始位”区分一下本末才有意义。“古之学者为己”，君子立志为学，当然应该以“明明德”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不能立德修身，“齐”“治”“平”的外王事业都是空谈。这种意义上的“本”，

即是发端处，《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这时才可以说“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但另一方面，明明德必然体现为亲民，有子曰“本立而道生”，《中庸》所谓“修身则道立”。儒家心性功夫笃实就体现在这里，阳明曰：“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在“终位”上，就不能再说“明德为本，新（亲）民为末”。“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亲民”虽由“明德”而展开，但“明德”本身就体现为“亲民”的事业，“亲民”已经由“末”而转化为“本”了。

阳明曰：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君子决不是先“明明德”，然后再去“亲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站在“万物一体之仁”的高度看，“亲民”不是去奉献自己，而是尽自己的本分，“亲民”即是在明此心之仁德，阳明所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由此可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是正心功夫。心之明德扩充到“身”，则是“身修”，“身修”之“身”即是“心”；心之明德扩充到“家”与“国”，则是“家齐”、“国治”，“家”与“国”也是“心”。“明明德于天下”，即是此心之明德扩充到天下，这才是“止于至善”。阳明提出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应该这样去

领会，身、家、国、天下，都是“主”而不是“客”，君子应该像敬畏自己的良知本心一样去敬畏家国天下，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三

“终”与“始”之间也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如果仅从事情上去解读“终”、“始”，做事情有始有终，难道就是圣人了？这样理解显然是肤浅的。“终”“始”是心性修养功夫，《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朱子说“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把“本”“末”分别与“始”“终”相对应，过于简单化且是错误的。不能静态地看待“本”“末”之间的关系，如“明明德”与“亲民”，在“亲民”的过程中包涵着内外人我之间的转化，“末”在不断归于“本”。“本”既作为发端处，是“始”，也更是“终”，孟子所谓“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唯有如此，“本”才是“一以贯之”。

通常说“万事开头难”，这个“始”是“本”，《礼记·经解》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而《诗经》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个“终”也是“本”。

既然“终”“始”均是“本”，那么，什么才是“末”？还没有被“一以贯之”之“一”所统率的“多”，即是“末”，如君子初立志为学，亲民为“末”。“多”被“一”所贯穿，“末”就转化为“本”，如

“文王视民如伤”，这是文王尽性功夫，亲民对文王来说不再为“末”，而是“本”。

“事有终始”如《中庸》“诚者物之终始”，《周易》也反复说“终始”而不说“始终”。一旦说“始终”，就外化了，如一件事有开端，有终结，这样的“始”“终”，涵义就浅显了。“终”不是终结，而是“集大成者”，与“本”对应。但不能因此说“始”与“末”对应，“始”是“终则有始”，“本”同样也是“始”。“本”之所以为“本”，在于其为贯穿于“终”“始”之“一”。

《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诚”是“终”，也是“始”，而“诚”又是“一”，故区分“终”“始”又打通“终”“始”，此所谓“至诚无息”。孟子提出性善说，“善”绝对而“恶”相对，“善”内在而“恶”外在，也应结合《大学》本末终始之间的辩证关系去领会其内涵。

四

《中庸》15章曰：“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老子》曰：“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处看似差别不太，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把两者区别开，才能真正把握“终”“始”的内涵。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某个起点处向千里之外进发，这是在一条线上运动。当到达终点处，出发的起点在终点之外。而《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只是以“行远必自迩”来比喻君子弘道，“远”其实是远大，由内而外进行扩充，“苟能充之，足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