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

必须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

每个国家都有其国情，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性质决定的。

并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社会主义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人们在透视这段早期传播史时，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而且将得到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看：它突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注重先进文化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的高度，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者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团、期刊纷纷出现，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些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1919年5月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至中共成立前，共发表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30多篇。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登过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译文。

9月，李在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

在《谈政治》一文中，突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1919年10月，发表《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各家社会主义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和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呼应。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

李达在1920年前的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就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李汉俊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60多篇译著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起重要作用。

周恩来也先后主编、出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支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和其它刊物，也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

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

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教义”，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原理，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是普遍适用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概括的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的。

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历史特点的理论和路线，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才能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并不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或建设中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是一种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

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要想中国革命得到发展和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是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纷纷为其科学性所折服。

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发动工农，开展革命斗争。

从1920年开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革命实践。

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革命分子深入人力车工人中调查工人生活状况，邓中夏、张国焘等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

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年底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

武汉的革命分子首先深入人力车工人中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领导罢工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党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毛泽东、李立三等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斗争。

王尽美、邓恩铬等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开展工人运动。

李振瀛，韩麟符等在天津等地工人中活动。

邓培、梁鹏万在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

阮啸仙、刘尔崧等深入广州各行业工人中宣传组织活动。

在他们的努力下，1922年初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各地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工人达30万以上。

同时，沈定一等在浙江省萧山衙前、彭湃在广东海丰、刘东轩和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将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这是中国现代工农运动的开始，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

反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学说，尽管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为许多人所“青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团体，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信仰新村主义和合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成立“工读互助团”进行实验。

但这些活动不是很快失败就是慢慢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

这些学说构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就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分不开。

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使革命运动逐步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一章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胡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