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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之思考
一、关于文本解读
谈文本解读,首先涉及什么是文本?文本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各种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理解。简而言之,以作者为中心的文论,把作品看作被创造物,强调它是作家赋予生命的产品,研究者十分重视作者的原意,如西方施莱尔马赫、狄泰尔的方法论解释学,中国古代孟子的“以意逆志”等,都持此种观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论,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则割断了作品的外部联系,强调文本自身的意义和独特价值,研究者重视的是文本的言语形式,基本不予理睬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和读者的理解。以读者为中心的文论,如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姚斯的接受美学,包括我们常说的“诗无达估”等,则重视阅读者的建构。
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从知识论转向主体论。因此,文本解读应基于这样的立场:文本(文学文本)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可被再创造性,文本的构成中留有许多空白,它包含着阐释的多样性。具体来说,文本(文学文本)以其特有的结构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作品本身所给予读者的,并不一定是作者希望给予的,因此,不同的读者可从同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意义来。文本是一个开放的有待于读者去填补和再创造的符号体,正如我们日常所认同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哈姆雷特不能变成哈利·波特。
二、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
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不同于日常阅读。日常阅读可以只关注文本的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情感,但是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要兼顾语文的本体特征等其他要素。用文章学家程福宁先生的话来说,日常阅读是“文章阅读”,以汲取思想为目的,而“语文阅读”是基于学科教学的,旨在凭借文章获得关于语文的感性经验和语文知识。因此,语文教师的本文解读除了要弄明白文本的思想内容外,还要搞清楚作者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文形式表达这样的内容。
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要读出文本的原汁原味。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曾说过,她备课时从来不先看教学参考书,而是自己反复地读文本,读出属于自己的见解和发现来。其实,每位教师都能在反复阅读的基础上,读出属于自己的对文本的真切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一定要建立在对文本整体把握基础之上,千万不能抓住片言只语来随意生发。这一点,在整个研修团队中已经获得共识。
目前,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中存在着误读、泛读、浅读、偏读乃至自由化与庸俗化解读等。语文教师一定要下苦功夫,尤其在学生看不到、想不到、感受不到的地方多下功夫。文章不厌百回读,当我们不断地触摸文本,就能逐渐地与文本接通、耦合,就能对文本进行一步步地开掘,从而发现文本深处的宝藏。
三、文本解读的关注点
1.关注整体
“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虽然,九方皋没有弄清楚马的毛色和性别,但他能够从那么多匹马中发现千里马,这是其他人所办不到的,他关注的是马的品性,着眼点在“内”而不在“外”。
同样,文学艺术作品,重要的是整体美,是它各部分关系的匀称、均衡与和谐。阅读时如果见树不见林,得到的印象必定支离破碎,很容易违背作品原意。因此,要把文本真正看作一个“格式塔”,一个完形,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比如牛汉的《滹沱河和我》,有位教师就从滹沱河惊天的气势中,读懂了作者牛汉这条硬汉的生命之河。就以本文的主旨而言,教师读出了这样的含义,这是诗人经历了无数人生的波折之后,在古稀之年把视线落于故土之上,寻找精神的慰藉。文章似乎在讲述一条河流与一个人的故事,但在这条河流中我们分明感受到的是一种勇猛向前,敢于粉碎一切阻碍的气势,一种不甘于束缚,不甘于平庸,不断冲破障碍的热烈与雄浑,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精神气质吗?“本”者根本,“命”者命运,一条河流就这样决定了作者一生的根本命运,一
条河流的形象与一个人的命运是叠加在一起的,这是作者的生命在呼唤。这样的解读无疑是见到了整座森林,得了文本之“神”的。
2.关注语言
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文学作品的感情都极其真挚,但真情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有依托,而这个依托就是语言文字。很多时候,我们在大谈作家的人文精神和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时,却忽略了表达这些思想情操的具体字词句,文章的思想、作者的情感无不寓于语言文字之中,这是语文的根本。
如何从语言中读出文本的精神?汪曾祺先生对《祝福》中“剩”字的解释能带给我们以启示。鲁迅在小说中有这么一句:“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汪老先生在《关于小说语言》一文中这样解释道:“剩是余下的意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寂无聊之感,仿佛被世界所遗弃,孑然存在着了。而且连四叔何时离去,也都未觉察,可见四叔既不以鲁迅为意,鲁迅也对四叔并不挽留,确实不投机。四叔似乎已经走了一会了,鲁迅方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剩在那里。这不是鲁迅的世界,鲁迅只有走。”
暂且抛开文中的“我”可否与鲁迅划上等号这一问题,我们明白,解读文字时,不仅要注意字词的表层意思,而且要立足于全篇,根据文章前后的联系,对字词所包含的情感、意蕴作深入的理解。从审美学的角度言,这样的解释既包含了普遍意义,又超越了普遍意义,具有了言语的特殊性,体现了语境的具体性。
确实,有时候仅从一个字、一个词、一句句子入手,含英咀华,就能直达文本的“核”。比如萧红的《祖父和我》,文章开头写到,“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这几句话就很值得深入品读。这样的加法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都会做的,萧红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啰嗦呢?知人论世,我们知道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她没有从父母和祖母那里享受到爱抚,唯一在祖父那里享受到亲人的关怀和人世的温暖。细细品读,我们发现萧红之所以反复强调爷爷和自己之间的年龄差距,是为了说明年龄的间隔使祖父不可能陪伴我走更长的人生之路,所以愈发珍惜和祖父在一起的那段时日。这就涉及了文本所反映的主旨。
很多文章,作者真挚的情感、独到的体悟就隐含在平淡直白的文字之下,好比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八分之一,教师有责任带领学生把水面下的八分之七读出来。很多时候,从几个词语入手,就能带动起对全篇的理解,这样的解读虽然没有“超链接”的大容量,却使教学变得丰满,远离今天某些课堂的“假厚重”。抓住词语细细咀嚼与品味,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需要这样的“咬文嚼字”。当然,如果离开了情感的熏陶,孤立地学习语言,那也是得不偿失的。
在学习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一文时,有位教师想方设法通过语言文字让学生把握文本所传递的精神。比如针对文本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这一句,教师在学生指出喻体是“大豆腐”以后,就强调喻体和本体之间相似的关系,而此处是形状的相似,两者都是“四方四正”。此时,教师请学生再换一个“四方四正”的喻体,有的说是“方糖”,有的说是“砖块”,有的说是“魔方”,教师追问:这些喻体中哪一个更合适?为什么?学生思考后回答:豆腐是北京人的一种主食,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用“大豆腐”贴近生活,若用“方糖”太小资,“砖块”太严肃,“魔方”让人联想到玩具,太幼稚。此时,教师加以小结:大家所举的这些物体与北京城、与胡同那种古老、朴实、温煦的氛围不够吻合,作者选择了具有胡同特色、百姓生活气息浓厚的事物来作比的,这一比喻与全文的语言风格、情感基调完全一致。
从这个教学片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注意探究文章的精髓。“看似寻常最奇崛”,一些平常之处,恰恰集中体现着作者的智慧与心血。金圣叹在《遇第五才子书》中曾写过,“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教师要舍得花时间对文本中描写的“紧要处”细细把玩,品出个中滋味来。比如,《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一文中,“我突然一下子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这里的“戳”字就很“紧要”。再比如,《项链》中,这对玛蒂尔德“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会”这个词就值得细细品味,当品味出了它的深层含义时,也就接近文章的主旨了。
3.关注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