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与教会教育的演变

第36卷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5月Vol.36　No.3Journa l of Cen tra l Ch i na Nor ma l Un iversity(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ences) M ay1997晚清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与教会教育的演变

余子侠

摘　要　晚清社会转型要求教育由传统的“治人之教”转向为“治事之教”,逐步实现教育的国际化、专业化、世俗化和相对的普及化。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显得过于沉重滞缓,致使教会教育乘

间获得立足发展的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负了转型社会对教育提出的部分职责和需求。教会教

育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支配而发生自己的改变。

关键词　晚清;社会转型;教育需求;教会教育

晚清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进入一种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易。根据社会的演进程序和质变的逐步深化,其时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840-1860年间的萌动时期,1860-1900年间的初步转型时期,1900年以后的逐步成型时期①。为了应答社会提出的种种新的时代需求,中国的教育事业亦相应地进入自己的历史转型期。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显得过于沉重滞缓,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传播途径和表现形式的教会教育,乘间获得了在中土立足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负了转型社会对现实教育提出的部分职责和需求。所谓“教会学校”,作为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教育体系,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和历史机会中,完成了自身由产生到成型的发展步骤。

一

晚清中国的社会转型,征诸近代中国变化发展之实际,就其主因而论,乃发自于外来因素的催化。西来势力的日益侵逼,西方文明的不断浸染,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离异传统的趋向和成份。在社会变异和转型过程中,最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变动,应数国际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领域新质的产生和工商社会特征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或领域,程度不同地向教育提出种种新的时代需求。

首先,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数千年的农耕经济时代中,中国一向处于“天朝上邦”的国际地位,“我为上国,率土皆臣”的心理定势,直到鸦片战争后还时有表露。在传统时代尤其明清以往,中国社会包括文教事业的种种制度,一向自有传统、自成体系,并且通过有限的国际交往的辐射,成为东方世界各国景慕仿习的模式。然而,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走上了“解体的过程”,一步步地转入世界资本主义运行轨道。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不仅丧失了传统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成为其中极为平常的一员,而且已沦为一个主权并非完整的国家,成为极为贫弱受辱的一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并且为了适应国际变局、重构中外关系,于政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调适。诸如为了主持“夷务”,于中央、地方两级分别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为了实现“中外一体”,“遣使一节”也成了“必应举行之事”。如此等等,使中国社会对外交往开始向更宽广的领域、更纵深的层

收稿日期:1996-03-21

面变化和发展。进入本世纪后,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变故,列强将全面瓜分中国的侵略方针改易为“以华治华”政策,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自是有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与之相应,列强用以控制中国或影响中国的海关制度、租界制度以及专设使馆区等等,都得到最后完型②。

晚清时期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国际地位的改变和国际联系的扩大,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的教育也相应地作出变更:与传统教育相比较,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实现自身的国际化,即必须不断地走向世界,求取人类新知的认同,成为一种对外开放型的教育。这种教育国际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需求。一是中外交往的频繁以及交往领域的不断扩大,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国情和习俗等等的了解,以及掌握那些借以认识对方并与对方联系的途径或交流工具——尤其是外国的语言文字。二是中外文明的冲突,已显示出近代西方文化超越于传统中华文化之上,尤其科学技术的进步已走在中国的前头。根据人类社会交往史上后进文明要取得进步和发展,必须师法先进文明的发展规律,这种文化位势迫使中国必然经历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三是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历史使命,旨在迫使中国以殖民地的国际身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体系。为了适于这种世界体系的运转,中国社会必然接受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

其次,经济领域产生了新质。在传统时代,中国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小农经济社会,其表现形式即常言的“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步于生产领域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消费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在如此社会环境中,经济领域简单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科技智能,主要是通过代际之间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传递来满足。一般意义的学校教育一向轻视专技人才的培养,尤其与社会经济生产进步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被视为“雕虫小技”。进入近代社会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先是受到西来商品的破坏化解,继之出现了异质于封建经济的经济成份,这种成份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中的物化表现,也包括中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和成长。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经济领域内新质因素的变化和发展日益显著。一方面,列强在华的工业投资日益加强,至甲午战争前夕,各种外资工业经济实体已达190多家③,同时商品贸易额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并自1870年起中外贸易即一直显示出款额甚大的“入超”④。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身的新质经济因素也已在长成并逐步有所发展。一种称作“洋务企业”的官办经济实体的产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出现,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主要依靠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体系。到甲午战争时期,这种新经济成份总数已近180来家,累计创办资本达7千万两左右。有了上一世纪40年的积累和发展,上述种种新的经济成份,到了本世纪初年,有了速度更快、规模更大、领域更广的扩展。据有关研究成果表明,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外国商行、银行和10万元以上的厂矿,大多数开办或设置于清末十来年间⑤。至于中国社会自身新的经济成份,不仅在清末“新政”时期“俨然出现一度设厂办矿的热潮”,而且诸如新型交运业、电信业、银行业以及现代城市公用事业等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适应上述种种经济领域的新变化,晚清社会的教育必须在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上进行一定的调适,这就是与传统社会的教育相比较,其时的教育事业必须实现工技化或专业化的转向,以此满足社会转型过程中技能进步和职业分工的时代需求。

再次,社会环境出现了异动。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体现了一种静态的安土型农业文明。安土乡居的生活环境,无需人们对外界有多少了解,也无需人们去轻易更改自己既有的职业或社会角色地位。这种社会中的教育,除了定期地为皇朝统治需要提供数额有限的候补官吏外,既没有普及的可能,也没有普及的必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事业。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安土型农业社会开始逐步发生区域性的变化,一种处于动态下的